“在商言商”与“做生意”

　　人类设计了市场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可以通过商业实现主观为自己谋利、客观为别人服务的利益机制，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的总体进步。但在利益驱动的制度下，容易产生商业过度的现象，即商人为了商业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固然社会可以制定一些约束性的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主观道德约束，任何制度设计都难以防止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企业与社会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制约与反制约不断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商界有一句名言：“Business is business”，即“在商言商”。但中国对经商的另外一种说法叫“做生意”，把商人称之为生意人。中国的“生意”不仅仅是商业活动，它含有“生存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意思，甚至可以提升为“生命的意义”。用英文说，“Business is not business, it is the meaning of life”。用这种意思来理解商业，就把握住了商业的本质。

　　第一次听到有人把生意解释成“生命的意义”，是几年前在一次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上。有位韩国人解释企业家为什么要负社会责任，他说中文的“生意”这两个字不仅仅是经商，还是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种说法颇有新意，可能是我们对生意二字约定俗成、司空见惯，而对中文半懂不懂的韩国人把它拆开来理解，却另有一番味道。后来我不禁认真去查了《辞源》，想看看什么时候生意成了商业的意思了。据考，《晋书》里开始有生意二字，“老树婆娑，无复生意”，是指生机和生命力。后来《世说新语》(公元400多年的南朝宋时期)里第一次把买卖称之为“生意”，是从“用鸟的羽毛做扇子引发人兴趣而导致的买卖”引申出来的。再后来《京本通俗小说》(约为宋朝)第一次把经商称之为“做生意”。从字面上看，汉语并没有把生意解释的那么深刻，它是否真有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查，但它的确暗合了今天我们对商业的期许。

　　世界上“在商言商”的典型商人是索罗斯，他以合法的技巧在商业上巧取豪夺，甚至不惜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另一方面他用获得的利润进行慈善捐赠。“生意”的典型例子是孟加拉国的尤努斯，他经商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给贫困阶层提供金融服务，通过商业解决社会问题。“在商言商”的典型企业形态是股份制企业，股东们对企业的投资就是为了赚钱，而且短期行为严重。“生意”的典型企业形态是国有企业，办企业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西方近来兴起的“社会型企业”就是区别于“在商言商”型企业，其宗旨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通过商业解决某类社会问题。由此我想，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中国历史上轻商但事实上商业又很发达，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辩”应该是在第一次农业文明导致的商业发达前提下、对商业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以义对利的节制。今天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潮流，也是在第二次工业文明导致的商业发达情况下，对商业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以社会利益对商业利益的节制。

　　中国社会在进行了30年的传统社会主义试验后发现，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极大地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商业进步，邓小平果断地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他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仅仅30年，中国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商业得以长足进步。但此时商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商人的社会角色和形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已经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界定商人的价值和社会作用，如何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精神文明，如何在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执政党的社会主义理念基础上，在制度设计和道德层面解决商业逐利导致的价值观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今天中国管理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而不仅仅是如何“在商言商”地去竞争和获利了。

　　明代唐寅在《渔樵问答歌》中有两句意味深长的诗：“生意宜从稳处求，莫入高山与深水。”我也愿中国生意人之此生意和彼生意都生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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