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住证方案今年有望出笼

北京市正在就实施居住证进行调研，今年有望形成暂住证改居住证的方案，昨日，北京市参加全国两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此前，北京市多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就市民关心的这一问题表态。            在去年北京市政协组织的“新城人口问题”重点督办提案座谈会上，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曾透露，市流管办和市公安局已开始采集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的信息，并将其纳入了今年的立法调研项目。而北京市将逐步告别暂住证时代，今年起将启动推广带有信息、服务功能的居住证。            在今年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所以，去年北京已调研了整整一年，现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有待下一步设计。如此算来，调研时间至今已超14个月。            居住证应废除学历和产权限制            人大代表韩德云建言居住证勿成“地方粮票”，应由国务院主导推行，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应成重要目标            由于农民工普遍学历低、收入低，已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并未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            本报讯 （记者杨万国）昨日，针对北京今年有望形成暂住证改居住证的方案的消息，一直在推进居住证制度实施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表示，居住证制度实施应在全国范围确定一个共同的最底线，废除高学历和产权限制，否则又变成“地方粮票”，居住证变成另一种暂住证，没有意义。            10城市居住证还是“地方粮票”            韩德云说，在户籍二元取消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推行居住证制度，并在就业、低保、医保等方面，给进城务工人员以一定福利，成为区域户籍改革的一种过渡措施、方向正确。            但他调查发现，已推行居住证的10个城市，“门槛”五花八门，政策区别明显。            主要问题是：其一，设定的申办门槛过高。比如主要针对学历较高的高端人才或在当地拥有商品房产权者办理；其二，社会保障性待遇过于原则化；其三，居住证与暂住证在性质上未明确区分，居住证成为变相的暂住证。而由于农民工普遍学历低、收入低，已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并未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            “政策区别如此大，比如拿到北京居住证的人到了上海却不管用，仍然很难享受居住证带来的保障，成了变相的暂住证。”韩德云说。            国务院应统一居住证最底线            韩德云认为，应由国务院主导推行城市居住证制度，并把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作为推行居住证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真正突破户籍制度改革。            他建议，一是由国务院统一制订《城市居住证制度实施办法》，统一明确推行居住证制度的基本标准和内容，重点在沿海等劳动力输入地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二是，明确界定居住证性质为“对当地享有正常工作，符合一定条件的现有流动人口给予基本保障”，降低准入门槛标准，规定有正常工作岗位并有一定就业年限就可准入，废除关于高学历和拥有商品房产权等标准条件设置，以便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能取得申办居住证资格。            三是，要确定居住证持有人享有当地户籍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最低基本社会保障内容，如：享受就业服务、培训；申请办理车辆入户和机动车执照；享受子女就学、公共租赁住房和其他社会保障房入住资格等。            探访            ●地点：朝阳区金盏乡皮村            外来打工者人手5张暂住证            如今，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九成是外来打工者。由于附近乡村拆迁，春节后这里的打工者骤增至近万人，平均每人办过5张暂住证。一张小小的暂住证见证了这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的步伐，也蕴含着打工者一段段苦辣酸甜的故事。            在皮村打工博物馆内，存放有数十本各地方、各时期的暂住证。这些暂住证都是工友们自发捐赠的。            馆长许多说，暂住证会按照来京时间、职业等分为A、B、C三个档次，打工博物馆收集来的暂住证多数属于最低级别的C级。C级暂住证需打工者每年更换，给打工者带来很多不便。每人都有过被盘问、被收容遣送或被罚款的经历。            1999年，许多来到北京，先后办过五六个暂住证。刚到北京时，他住在昌平，每天早晚两遍查暂住证，出门也得带着，否则会被罚款，甚至被收容遣送。工友们不得已想出对策，晚上睡觉让房东将门反锁。            继深圳、上海等10余城市先后步入“居住证时代”之后，去年12月2日，北京传出“暂改居” 的声音。但相隔4月，京籍居住证还在调研中。“暂改居”何时实施，持居住证可享受哪些市民待遇，还是个未解之迷。            北京居住证难度大            实际上，北京居住证去年已调研一整年。“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昨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一目标。但截至去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暂住证日渐式微            京籍居住证“难产”，可自1984年至今实行了26年的暂住证制度，在京早已名存实亡。此前，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马振川曾屡次表示，自2003年《收容遣送管理办法》废止后，流动人口管理基本处于真空地带。因不少流动人口“拒”办暂住证，导致“底数不清”，官方无法掌握流动人口数量、职业等基础信息，仅最近三年，北京警方至少推行了三次全市规模的“社区民警入户大走访”行动，片警挨门挨户查防流动人口。            为挽救“危局”，6年前，北京开始推行暂住证“改革”，试图通过赋予服务功能，吸引流动人口办证，但收效甚微。            居住证制度受质疑            暂住证失效，北京迫切需要一项行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但对于仍在调研中的居住证制度，一些专家同样持质疑态度。            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在京生活10年，自称从未办过暂住证，即使推出居住证，仍不会登记办证。 “换汤不换药”，他说，二者实质问题都在于户口背后的福利差别待遇，各地区的社会福利标准不同，导致户口含金量地域差，唯有消除地域差，才能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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