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合作：适应规则还是改变规则？

    作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大买家，中国无疑对高油价特别敏感。能源对于中国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形势，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中国开展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是基于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能源形势极端严峻的大背景。同时，也是基于现行的权力均衡的国际能源格局。国际能源格局是指，世界上与能源有关的利益主体通过竞争、合作、谈判等方式在能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方面达到的某种相对稳定或均衡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试图改变现有均衡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这种稳定和均衡的状态通过一系列国际机制达到：比如能源交易支付机制、生产国库存和配额机制、消费国战略储备机制等等。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国家、国家集团或者国际组织等利益主体。比如在石油领域，就存在着石油生产国、石油消费国、石油输出国组{TodayHot}织（ＯＰＥＣ）、国际能源机构等利益主体。

    因此，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抵御能源供应风险就成为中国未来能源战略的重要步骤。中国的一个基本选择是，基于现有的国际能源格局在不对现有国际规则提出挑战的情况下实现国际能源合作。

    大国的崛起是影响世界价格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价格变动必然引起供给与需求的一系列变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 Ｌａｒｄｙ）认为，“由于中国ＧＤＰ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导致能源尤其是石油进口和消费的急剧增加。２００３年，中国原油进口增长了３０％多，达到９１１２万吨，占中国石油消费的三分之一。２００３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仅仅次于美国。仅仅中国就占全球石油需求的４５％多，这对全球石油供给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促使全球石油价格创下历史纪录。２００４年中国是全球原油需求的主要国家”。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能源领域的均衡态势。由于新兴国家的广阔市场，能源出口国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市场的依赖程度下降，他们在国际能源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增加，这就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谈判能力和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控制能力。中国虽然具有广阔的市场，但中国既没有在国际能源机构中的发言权，也无法直接与欧佩克等能源组织对话。中国虽然影响了国际能源价格，但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关于价格的谈判能力和议价能力还相当弱小。

    能源依然是制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尼克松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大卫·兰普顿（Ｄａｖｉｄ Ｍ． Ｌａｍｐｔｏｎ）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能解决石油困境问题，就能赢取下一个时代的经济控制权。事实上，只要能从石油困境中解放出来，就能确定一个新纪元。近年来中国正迅速转型成为依赖能源进口的{HotTag}国家。能源是中国最大的薄弱环节之一”。

    中国正在积极地开展对外能源合作，与亚洲国家的区域能源合作框架协定初露端倪，与拉美、非洲、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日益增进。２００６年春季的中国能源外交，把中国对外能源合作推向了高潮。温家宝总理访澳期间，中澳两国签署了《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中澳关于在铀矿领域开展合作协议》两项协议。协议生效后，中国每年将从澳大利亚进口１万吨铀矿，价值约６亿至７亿澳元（１澳元约合人民币５．６元）。这一进口规模将使澳大利亚的年出口铀矿总值增加一倍。胡锦涛主席访问世界油库沙特阿拉伯，估计中国与沙特乃至ＯＰＥＣ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合作。

    中国对外能源合作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国家当中，有不少是美国眼中的“问题国家”。中国在这些国家增加投资，发展双边能源关系无疑会触动美国的敏感神经。中国的能源合作已经越来越由外围的拉美、非洲地区进入到中东地区的世界中心产油国，这将被美国以及西方大国视为对其能源“势力范围”的侵犯。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任何试图控制波斯湾的外部努力都将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侵犯”。而由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能源形势，从能源出口的外围国家转向核心国家是个必然趋势。这就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和对外能源合作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是选择在既有的国际能源规则框架内与美国等西方大国一起协调利益分歧，还是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能源格局？

    既然中国的崛起是选择在既有的国际规则之下实现，那么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就只能选择在既有的国际能源格局下开展。因而，面对挑战，中国只能与西方大国协调和谈判，寻找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共容利益”。对于国际规则，我们的一个基本态度应该是：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它，就应该适应它，并在参与中维护和争取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２００５年９月，在汉城召开的东北亚石油论坛上，中日韩代表提出三国要联手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以降低欧佩克的“亚洲溢价”。

    中国可以积极推动有关国际能源组织的建立。比如，目前成立对应于欧佩克的ＯＰＩＣ（石油进口国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Ｊａｙａｎｔａ Ｓｅｎ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组成石油进口国组织，从而增加与垄断石油产销及定价的石油出口国组织谈判的筹码。欧佩克产销全球４０％的用油，因而拥有定价权。如果仅仅把目前全世界前十位的石油进口国和地区组织起来，其石油进口总量就与欧佩克的产量相当。如果再能建立ＯＰＩＣ与欧佩克的利润分成机制，并吸取欧佩克内部协调上失败的教训，增加ＯＰＩＣ的内部协调和对外谈判能力，那么石油需求国家将改变目前这种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建立ＯＰＩＣ的方案无疑是对现行国际能源格局的“破坏”，它可能遭到欧佩克的反对，也可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反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有着共同的利益，随着未来国际能源形势的发展，这一设想也不是不能实现。

    增强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议价能力需要为能源交易提供平台。目前，决定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是市场上即时的供需关系，而是伦敦与纽约两大市场上的石油交易情况。以伦敦市场上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为例，它曾是英国北海１９座海上油塔生产的石油标准价格，后来变成英国股市石油期货的价格表，现在成为决定世界石油市场的标准之一。但是，目前我们的金融机构对境外投资了解得太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与技术。据估计，尽管中国目前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浮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国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还不到０．１％。中国以如此大的市场需求而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窘境与我们不能参与和影响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有很大关系。没有风险规避机制，没有石油期货市场，就无法为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搭建规避价格风险的平台，同时也无法为现货市场提供石油价格依据。因此，建立中国的石油交易平台对增强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能源政策研究项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