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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间:2020-03-31,来源:建筑培训,作者:

造价智库建设

1、智库的建立为何要先进行管理团队的建设?

据报道,日前中国领导人表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报道称,管理模式单一,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产出成果质量不一,智库的需求和单纯的理论研究完全不一样,更多的是对策研究,如何来解决区域发展现状当中的问题和矛盾,这就需要专家对于现实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并且能动态地跟踪到问题的变化和趋势。

管理团队是智库建设的成败所在,智库不但要有长效机制的制度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精干的管理团队长期进行建设,智库管理团队多为政府行政体制下的传统团队管理模式,团队创新机制不足,团队人员引进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没有形成,高效的专业的管理团队建设迫在眉睫。

希望智库建设可以早日完成!

2、智库为何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据报道,日前中国领导人表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智库建设迎来了最佳机遇期。

报道称,专家表示,智库建设要建立长效机制,突出区域特色,真正做到常态化、国际化、特色化,在管理上要有创新,专业的管理团队,分工负责,地方智库建设管理团队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智库建设的成败所在。

此外智库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模式要把握当前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和区域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引进高层次的专业管理人才来进行智库建设,在激励措施上也要打破传统的固定收入,以绩效考核来定岗定资,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机制。

目前智库建设难度较大的是大数据管理,大数据的获得需要智能化、自动化,涉及部门积极参与,由涉及部门利用移动终端、信息系统进行终端主动提交,这需要在管理上有相应的机制来实施数据共建、共享、共赢,达到大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希望智库可以早日建设完成!

3、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智库的核心工作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主张,当前改革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智库可以提供专业、公正的分析,帮助提高决策的质量,相信这也是中央推动智库建设的初衷。

从国内外经验看,成功的智库大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点。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为了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应该考虑在决策程序、税收政策和智库体制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智库需要逐步建立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与准则。

一、成为优秀智库的重要条件:

优秀智库通常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征。而支持这些结果的,主要是两大重要条件,一是密切的政府关系,二是优秀的研究质量。

为什么有的智库做得好而另一些却做得一般呢?国内外成功的智库通常都有一个杰出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有了优秀的智库领导者,其它条件就相对比较容易满足。智库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筹资,财务独立性可以让智库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可以保证研究独立性。

二、智库建设需要防范的几个倾向

第一,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 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

第二,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

第三,智库不是媒体。 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四,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 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相信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

第五,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 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三、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出六条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 现在国家领导人定期地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形势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的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 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

第三,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 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义严重,应该予以大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张。

第四,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 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

第五,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能当校长的潜规则,其实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第六,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 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

4、智库将要建立长效机制了吗?

据报道,日前中国领导人表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智库建设迎来了最佳机遇期。

报道称,专家表示,智库建设要建立长效机制,突出区域特色,真正做到常态化、国际化、特色化,在管理上要有创新,专业的管理团队,分工负责,地方智库建设管理团队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智库建设的成败所在。

此外智库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模式要把握当前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和区域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引进高层次的专业管理人才来进行智库建设,在激励措施上也要打破传统的固定收入,以绩效考核来定岗定资,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机制。

目前智库建设难度较大的是大数据管理,大数据的获得需要智能化、自动化,涉及部门积极参与,由涉及部门利用移动终端、信息系统进行终端主动提交,这需要在管理上有相应的机制来实施数据共建、共享、共赢,达到大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5、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6、为何说管理团队是智库建设的成败所在?

据报道,日前中国领导人表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报道称,目前些地方智库的专家库总容量太小,结构上存在缺馅,各个地方智库各自为政,资源没有有效整合,各个区域的专家库结构单一,往往形成垄断局面,总是几个固定的专家在做政府咨询服务。

管理模式单一,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产出成果质量不一,智库的需求和单纯的理论研究完全不一样,更多的是对策研究,如何来解决区域发展现状当中的问题和矛盾,这就需要专家对于现实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并且能动态地跟踪到问题的变化和趋势。

管理团队是智库建设的成败所在,智库不但要有长效机制的制度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精干的管理团队长期进行建设,智库管理团队多为政府行政体制下的传统团队管理模式,团队创新机制不足,团队人员引进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没有形成,高效的专业的管理团队建设迫在眉睫。

希望智库建设可以早日完成!

7、什么是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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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打造一流新智库

在“智库竞争力与评估圆桌会议”期间,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教授,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洪民荣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科研处处长权衡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李安方研究员,围绕探索与评估一流新智库的转型发展这一主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要“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记者:在西方,智库常常被称为“影子内阁”或“政府外脑”。有人甚至还把它列为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外的“第五权力”。请问,智库为何如此受重视?王荣华:当今世界,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且形式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重大公共政策的研究、咨询和决策。特别是在美国,从制定军事战略到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决策,再到综合性战略研究,智库的身影无处不在。近年来,我国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逐渐从“后卫”变成“前锋”、“边缘”走向“前沿”、“单向”转为“互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社科院,率先探索和实践转型发展策略,提出了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基本定位和战略目标。随着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深化以及应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需要,打造一批“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智库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敢言真言善言”创造好产品记者:建设一流的社会主义新智库,光有勇气显然不够,还要有足够的“智慧”。请问,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何在?王荣华: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首要目标,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形象和根本利益服务。客观来说,目前我国智库的整体能力不强,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建议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当务之急,一要推动智库“自觉”,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敢言、真言、善言,勿失语、乱语、妄语。二要有“客户”意识,多做调研,科学判断,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解决实际问题。三要处理好批判性与合作性的关系,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该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与此同时,要创造好的智库产品,关键还在于是否有新思想、是否具可行性、能否推销出去。这就意味着,智库产品要讲深度,也要讲速度;要搞大部头的著作,也要弄短小精悍的政策性报告;要注重产品质量,也要重视成果的推广。加强专业化建设提高竞争力记者: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智库缺乏独立性,是官方政策解释的工具。有人甚至据此表示,2000个中国智库也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请问,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王荣华:科学性、思想性、独立性,是现代智库的显著特征。当前,我国的智库大多由政府出资或者与政府有密切从属关系,运作机制具有很强的“官本位”色彩,不同程度存在公共性异化或民间性缺乏的问题。在政府决策中,政策咨询服务也往往向官方智库倾斜,甚至为其所垄断,民间智库很难进入这一领域。此外,一些智库或囿于权力的束缚,或惑于经济的诱扰,难以独立思考和发表观点。洪民荣:要让我国的智库进一步得到认可,重点是理顺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努力构建市场化运作体制,大力推进民间智库建设。在此进程中,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三要努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四要重视智库的品牌建设,五要树立全球意识。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评估体系记者:随着所谓“中国十大智库”集体浮出水面,人们对智库评估的标准愈发感到好奇。据我所知,除上海社科院外,国内不少科研机构也相继提出了智库建设的目标。在此情形下,是否需要构建有说服力的智库评估指标体系?权衡:在智库竞争力的评价问题上,国内目前的情况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缺乏一个统一、有公信力的指标体系。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智库竞争力研究”为主攻研究课题之一,尝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来看,这一评估体系涵盖一系列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大致分为智库资源、科研资源、社会服务资源以及政府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要素。李安方:在具备基本的核心业务能力之外,智库竞争力还要求不断匹配环境变化的要求,适应、整合、重构多种技能和资源。例如,在世博期间,评估指标可有所侧重对“世博效应”的研究;而在“十二五”筹备阶段,对个案或规划予以准确分析和建议,也应适当予以加分。归根结底,智库竞争力主要看的是创新能力、成果转化力和品牌影响力。智库研究的“入门教材”——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丛书”简介智库研究起源于西方,相对来说,中国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方兴未艾。世界智库的现状如何?在公共政策研究上智库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中国智库如何提升竞争力?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历时近一年编写的智库研究丛书,为人们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套丛书包括 《国际著名智库研究》《西方学者论智库》《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智库能发挥作用吗?》《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共五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国际著名智库研究》对全球三十多家知名智库进行案例分析,为国内智库研究提供参考。《西方学者论智库》以国外第一手学术文献为基础,介绍和分析了国外学者有关智库研究的思想、观点和分析方法。《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以借鉴国际智库发展经验、提升中国智库建设水平为基本方向,尝试探索一个评估中国智库综合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框架。《智库能发挥作用吗?》《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是两本译著,前者对比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的发展历程,探讨评估智库以不同方式在不同阶段对政策制定和形成政策制定环境的影响力和作用,后者则更多探讨的是政府、智库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决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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