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供受双方都应转变观念

　　广州公租房收入线标准将动态调整。广州本地居民建议非户籍和户籍申请人最好能分两条队进行轮候，优先解决本地户籍人口，他们希望公租房的面积最好不要太大，这样租金可能低些；退休人士认为因退休金提高而不符申请资格不合理，希望政府保障退休工人能入住公租房。标准拟规定单身人士要满30岁才可以按个人名义申请公租房，80后单身青年大呼要住公租房没机会。

　　我认为政府提供的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毫无疑问是主要用于维护极少数老弱病残的人道尊严的社会福利保障。不过即使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样两个新移民受到严格指标限制的城市政府，保障房也不像人们想像的天堂般美好，想住就住。闾丘露薇曾在微博上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香港家庭：“住在用木板隔出来的单间里的一个香港家庭，二平方米，放不下冰箱，只能用胶袋包住未吃的食物。唯一的做饭工具就是电饭煲。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心愿是申请到公屋，比同龄孩子瘦小的孩子能有机会多吃点肉。”而中国今天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任何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港新模样。在中国城市化的图景下，政府保障房大跃进对政府和个人都可能是灾难而不是福利。

　　对政府而言，保障房是不堪承受之重，因为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巨额保障房支出一定是来自税收或者商品房补贴。一些人从保障房中获得的福利，一定是另一些人或者同样是这些获得保障房的人从别处的负担中支出，而且中间还多出了行政成本和可能的腐败成本。

　　对于个人而言，它可能成为固化贫穷的巨大陷阱。笔者在《买房的革命》和《穷思维富思维》两本书里，都一再劝诫读者，尽量不要去指望保障房，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一套能够与银行发生借贷关系的独立产权的商品房，是中国老百姓抵御通胀的惟一工具。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全球性的货币增发成为常态，这个效应非常明显。

　　广州城市规划未来8年将增加600万常住人口，楼价的长期稳定上涨没有悬念；而如果要持续加大政府的保障房供应，供应压力则会越来越大，百姓排队的时间可能越来越长。

　　所有的财富都是创造和奉献的副产品。北大名教授张中行85岁才分得一套78平米的三居室，何祚庥院士76岁才分到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而 201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才72.5岁呢！可能有人会说，他们年轻时有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是啊，他们当年拿政府人为压低的低工资，住公租房理所应当。今天我们拿着市场化的工资，却仍然哭着喊着闹着要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甚至有产权的保障房，有道理吗？我甚至觉得身体健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想住保障房都是可耻的，那是不劳而获地想社会上的其他人替他作奉献！

　　人们如果不把希望寄托于保障房，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和自由选择本身，得到的回报远高于产权受一定限制的保障房和同区域商品房的差价。首先是不必排队等保障房，在通胀时代，你赢得的时间会给你的财富增长带来巨大空间。其次，保障房通常建在偏远地区，虽然它跟其周边商品房价相比可能便宜不少，但若你以同样的钱款在城市中心区域买哪怕小得多的房子，或者去按揭一套小房子，未来的涨幅也要比城市偏远地区大得多。多涨出来的部分很快就会超过保障房获得的那点优惠，而且今后还会持续累加。

　　如果是以租住为主的保障性住房，比如公租房、廉租房等等，其“固化贫穷”的效应往往更加明显。它把人长期固定在偏远的、同质化的、教育、医疗、交通乃至治安落后的地区，形成“阶层封闭”和弱势人群之间负面情绪的共同影响。古有孟母三迁为教子，今天为了住房廉租房而牺牲上升和成长机会，岂非人真正成为房子的奴隶？

　　张五常教授指出“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虑。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治安不利。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到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黑社会、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可见廉租房弄不好将成为“固化贫穷”的陷阱。

　　笔者不彻底否定廉租房公租房，但最好通过市场手段自由调节，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应该控制在极小范围内，而且要尽可能实现贫富混居。比如对接近淘汰的老旧房进行加固改造以后供廉租使用，而不是大规模地在偏远地区建设廉租房。市场的自由分化是最好的“廉租房”形式。比如按比例保留城中村，比如允许小产权房出租而不出售。这比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更及时、更能实现“贫富混居”，也更廉价、更高效。很多城中村的出租房是不成套的，只需“一张床”一间房，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就被节省出来，大大节约了承租户的房租。

　　届时，政府把大量用于建设和购买公租房、廉租房的钱，用于保障城中村的治安、公共教育、医疗、交通等配套，更省钱省力，效果也更好，更能授贫者以渔而非授之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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