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路径

    在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要实现这一目标，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煤炭一直占据着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主导地位，总体占比约在70%左右，这与主要工业化国家以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油气占60%至70%）差异甚大。如1978年，我国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为70.7%，2009年，这一数字为68.4%，仅下降了1.3%。　　　　对于当前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特别强调能源生产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认为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国的煤炭探明储量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2.6%；我国常规一次能源探明和剩余可采资源量（包括石油、天然气、煤和水能）中，煤炭占73.2%，石油占1.3%、天然气占1.3%、水能占24.2%。　　　　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即使我国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种资源也会迟早被消费殆尽，因此煤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长远考虑，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用未来的资源推动当前的经济增长。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一个完善的产权市场和政府的有效管制。第二，过去我国对可替代性资源的研发投资相对有限，因而促成了对现有资源的过度依赖。能源研发投资的这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政府的缺位密切相关，更何况，从人均能源占有量来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程度，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能源消费结构及其能源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时的产业结构差异表现出来。例如，在低收入国家，农业所占的比重更大，工业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和初级的轻工业为主；发展中国家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发达国家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更高。据此可以推断，能源消费结构与这种产业结构相一致。　　　　但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当社会价值观念已经显著更重视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时，在技术激励和制度激励上仍然倾向于低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价值，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仍然倾向于以更高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来获得市场竞争和企业竞争的优势地位。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有关，这是当前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不尽有效的原因之一。　　　　因此，虽然一个国家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与该国所拥有的地理分布、能源总量及其各种能源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但在对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分析中，还应更多关注市场失灵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制度设计导致的产权模糊和弱化、以及由于人类的知识有限所引起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首先，由于外部不经济的存在，资源价格可能不包括资源开采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按古典经济学原理，空气是自由财货，工厂可以自由排放污染物，因而并不构成生产成本。这必然在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造成差异。这种差异被庇古称之为边际净社会产品与边际净私人产品的差额，即私人活动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沃特尔·范·代瑞（WouterVanDieren）在其1977年出版的《自然的价格》中提出，如果核算自然资源的货币价格，将会使整个工业社会为之震惊，从而暂停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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