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背后的中国利益凸显怪圈下的中国经济

    现在多的是外地司机，像从河南、湖南那些地方来的。广州本地人嫌这一行赚钱太少。这段时间油价上得快，外地司机也觉得没法干了。要交车租、要养家，哪笔钱少得了？以前广州这一行每月能赚个几千上万块。现在，我们已经要靠这一块钱来养活了。” 

    苏丛梅说的这一块钱，是广州实行不久的燃油补贴：除了正常的打表之外，乘客还必须额外支付一块钱来补贴出租车司机。苏丛梅车上副{TodayHot}驾驶的位置前，贴着明显的提示通告。 

    苏说的是实情。每天坐她的出租车的客人大概在20个左右，每个客人增加一块钱，一个月下来有五六千块钱，而她的收入大概也就是这个数，生意淡的时候，可能还不到。 

    其实又何止是广州。近一段时间来，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问题成了全中国范围内的一个热点话题。各地为解决司机的收入问题，纷纷上调了出租车的车费。因为保持原有车费，很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没有人开出租车了。 

    如果有人认为油价涨了把出租车价也往上调就万事大吉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几个上调车费的城市反应来看，出租车价格极为敏感，上调价格已经使一部分城市出租车生意下降了。所以几乎每个城市在作出类似反应的时候都十分慎重，从业者都知道价格问题的轻重。他们都知道是谁在决定价格——如果公众认为出租车价格过高，他们会用脚投票，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是要下降。 

    中国因素的怪圈 

    造成出租车司机收入下降，无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交通拥堵，这是由于中国经济上升，大中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进而使城市交通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油价上涨，现在出租车常用的93号汽油，油价从最早的1.9元上升到现在的4.3元。 

    这两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的两面：由于经济上升，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在不断上升，这反映的是中国不断强盛的一面；但从另一面看，这种需求造成了石油需求中国与全球接轨的要求。这正是一段时间以来全球都在关注的“中国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中国钢铁业的头号新闻是原材料涨价。由于中国钢材冶炼能力上升而铁矿石供应不足需要进口，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头号进口国。全{HotTag}球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以需求强劲为由，联合抬价，涨价幅度高达75%。不仅如此，在中国接受了这个价格之后，今年他们又要涨价，最低幅度也要涨10%，巴西的淡水河公司更是提出了24%的上涨幅度。 

    另外一个典型事实是铜价。从2004年起，长期波动于15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铜价一路走高，在突破3000美元/吨的高点之后进入狂飚阶段，现在已经走高到近6000美元，价格上涨了近一倍。操纵铜期货市场的基金们提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因素”。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看好，铜需求会大增，因此价格的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 

    不仅是石油、铁、铜，中国需要的大宗原材料一两年来都处于一个急速上涨的阶段。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评价过一个相对小宗，但也是中国需要的原料——锌的涨幅。记者凯里文·莫森经过计算后写道，如果锌和铜在他报道的那个时点再向上涨价30%的话，那么人们可以熔化一美分硬币，然后出售这种主要由锌和铜铸成的硬币的材料来盈利了。因为从现在价格看，把这种硬币化了以后再卖的两种金属价格都已经超过了一美分。 

    这不是笑话，而是铁铮铮的事实。通常情况下，锌的价格只有800多美元，在莫森计算的时点上，锌的价格已经涨到了3000美元。 

    这就是中国因素的怪圈。在大宗原材料领域，只要有中国购买存在，价格就会上升。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出中国的购买所代表的需求到底会对价格有多大的冲击。但无论如何，这种冲击不应该像2006年上述材料一样大涨，仅就因期货市场有交易而变动清楚的铜价而言，2005年底铜价还徘徊于4500美元，到了今年4月份，价格飙升到6000美元。这种情况甚至连国际未锻造铜理事会(IWCC)都看不下去了。4月21日，外电报道他们表示将向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提交抗议，以引起他们注意铜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 

    怪圈下的中国经济 

    作为高油价阴影下中国经济的代表，苏丛梅和她的同行们可谓是一个为大众所知晓的群体。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算是最勤劳的一批人。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日通常不少于6天，每天驾驶车辆驶过的里程不会低于500公里。可是高油价却残酷地剥夺着他们的工作成果。以每天耗油50升计算，油价每上涨一块钱，他们的每天收入就少了50元人民币，一个月合计就是1500元。但内行人知道，数年来在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下，他们所主要使用的93号汽油，上升了又何止一块钱。 

    原材料在上涨(如果我们把汽油理解成出租车业的原材料的话)，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动。这些怪圈在中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 

    由于全球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发达国家对能源的依赖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势头。而对于主要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中国企业来说，能源几乎与每个企业相关。而它们的产品，更是几乎每一件都是由钢铁、有色金属组成。在这些原材料全体大幅涨价的2006年，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叫苦连天。 

    目前的石油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两次石油危机。作为一个对比，我们不妨来看看那两次石油危机的时间、成因和当时的油价。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在1973年到1974年，成因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4月占中东总产油量35%的沙特公开声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阿拉伯国家就会减产石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国纷纷加入这一行列。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的原油价格由3.1美元/桶飙升至12.6美元/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出现在1978年，伊朗国内政局变化，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下台，进而爆发了两伊战争，石油供应出现一系列问题，油价从13美元飚升到34美元。同样也引起了西方经济的衰退。而在中国因素加入世界经济以后，飚升的油价没有引起世界经济衰退，相反，因为中国企业的高效和它们相互的竞争，很多石油下游产品还在跌价。 

    奇迹的背后 

    “你们媒体总是相信跨国公司。但我知道的是，跨国公司从来没有在砍价方面松过手。”就在铜价飞涨的2006年，浙江一家出口产值数亿的小五金企业的高管这样对记者说，“他们也派人到厂里来查看过所谓的劳工生存状态，看得还很细。但是你可以去问任何一家企业，从跨国公司开始检查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的劳工生存状态开始到现在，哪家跨国公司放松过与中国供应商的砍价？工人要休假、要大的宿舍，要更多的工资，可以啊。跨国公司能不能把产品定价往上提一提呢？工厂实现这些条件也是要钱的啊。原材料涨价、产品跌价，工厂哪里来钱改善劳工条件？我们的德国客户说，他们在中国工厂订产品的价格，在德国只够买材料的，甚至材料钱都不够。同样的生产过程，我们还要盈利。可以想见他们所说的劳工生存状态检查有多虚伪。事实也是如此，跨国公司把那种检查的业务分包给第三方公司，其目的就在于推卸责任。都知道检查是假的，但就算是假的，跨国公司也没有责任。他们没有作假。” 

    这名因怕失去客户而不愿公开公司名和姓名的高管的话一部分得到了媒体报道的证实。《中华建筑报》报道了在用铜大户低压电器企业集中地的温州柳市，大量中小型企业因为铜价飞涨而产品价格无法上涨使企业生存困难的情况。中小企业主们多次与包括著名企业德力西、正泰和人民电器在内的本地的“五大”对话，希望能协调涨价。但人民电器的董事长郑元豹和德力西董事长胡成中虽然都认为现在的低压电器价格过低，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单个企业无法提价。 

    胡成中和郑元豹的说法实际上一语道出了中国现在在所有输入资源和输出产品的价格方面的困境。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企业数量庞大，分布分散，因此呈现出各自为战的状态。在需要输入的原材料方面，无论是石油、铜、铁矿石，它们都无法单独与国外已经经过数百年生存竞争后成长起来的巨型企业议价；而在产品输出方面，同样由于竞争关系，它们也无法与买单的国外中小型企业议价：你不想做吗？想做的中国企业有的是。  

     这种定价能力上的困境还远不止于中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石油的输入定价方面，还涉及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问题。在石油上，由于上游的石油进口由垄断企业一手操控，它们可以把涨价因素转嫁给像苏丛梅这样的使用者。由于后者分散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样无法联合与中石化和中石油进行石油产品的议价，只能被动接受，靠自己的效率提高来消化涨价，取得盈利。 

    石油的定价链条和中国政府的努力 

    我们要深入地来看看石油作为一个产品，它背后的定价链条是怎样组成的。 

    作为石油的富产地，中东是传统的石油集散中心，以阿拉伯国家为主要成员的欧佩克一直是石油定价的核心机构，沙特阿拉伯由于石油储量最多而成为欧佩克最有话语权的成员。不过，虽然欧佩克名义上对油价有极大的控制能力，但由于中东是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地，因此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中东连绵不断的战争中，隐约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 

    真正对石油定价的，是位于英美的两个交易所的石油期货交易。这里交易所确定的价格，直接成为石油市场价格的指导。而众所周知资金能力极强的西方数大基金，经常在石油的期货交易中兴风作浪，成为除欧佩克以外对石油有相当定价权的力量。2005年在中航油的“陈久霖事件”中，陈久霖面对的，正是在石油定价中起相当作用的西方基金。 

    当石油价格被期货交易确定之后(这种价格是每分钟都在变化的，因此对现货的石油交易只有指导作用)，石油的买卖双方就根据这个价格来达成它们的交易。在中国，石油进口的交易由国家授权的数大机构来完成。而进一步的精炼，则由三大石油公司下属的工厂完成，并由这三大公司来完成向国内用户的销售。这就是中国进口石油的全部链条。 

    近年以来，全球范围内一直有一种声音叫“分享中国”。对于美国的很多基金来说，他们分享中国的方式就是尽早发现中国所需的大宗产品，并按他们的套话说，“发现这些产品的潜在价格”。而这句话落实在石油产品上，就是两年来石油价格连续的上涨。 

    传统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组成市场的买卖双方因为地位不同而对定价权有不同的能力。在石油交易中，由于欧佩克和美国基金在原油供应和交易资金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分别控制着这种产品的部分定价权。而中国的石油进口商虽然是买方，但因为购买量和市场地位的关系，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这两股力量所决定的石油价格状态。 

    这种持续多年的状态随着中国对外部石油的需求增大而越来越受到质疑。质疑的声音来自于对交易地位的不满。中国的石油用户们在多年的市场经济中得出了用户即是上帝的理念，他们无法理解，作为石油大客户的中国，为什么在市场上总是处于受人制约的地位，要被动接受中国已经越来越无法接受的油价。 

    不过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近来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正是打击在石油市场现有不合理状态的要点上。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是坐而与西方政府和基金论道，而已经进入了改变石油市场现状的实质性动作过程。 

    如何改变市场的一方独大状态？中国27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打破垄断的关键是要找到多个不同的供应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石油，中国现在就是在做寻找多个供应商的工作。无论是俄罗斯、南美、非洲，在传统欧佩克以外的石油供应国家建立多一种合作，就是为改变中国这个石油大客户的市场地位增加了一种可能。只有在多个供应源的面前，中国在石油定价方面才会变得越来越自如。正如跨国公司面对多个中国制造企业一样。 

    共识与策略谁能代表中国利益？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现状下，代表越来越与世界同步的中国到全球争取“中国利益”的，只可能是中央政府。 

    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来为中国争取利益了。虽然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2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会自动持续下去。28年高速发展遗留的问题，在中国已经累积到相当的程度。贫富分化、环境问题、企业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政企关系……所有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缓冲时间来解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很可能将在越来越高速的发展中突然失衡。这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来说不可接受，同时对国际上来说也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对于“中国利益”这一概念，中国自身现在最急迫的，是要达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只有有了共识，中央政府的行动才会更为有力。 

    我们可以在中国与数大铁矿石企业关于价格的谈判过程中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最新的消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谈判过程中，媒体曾经报道过，中国将接受澳大利亚公司提价10%的要求。但最近这一报道被相关机构正面否定，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谈判仍在进行。由于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均为国有，比较容易与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共识，而在谈判中这种共识已经开始显示它的力量。 

    而相对来说，在传统西方力量更为集中、历史也更为悠久的石油和有色金属方面，中国的力量显示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社会内部也需要更为一致的共识。不过我们都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商品价格的决定，市场力量的结构只是一小部分，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供应和需求的状况。中国因素加入全球需求会使大宗原材料价格发生一些变化，但目前这种无休止的上涨，应该是非常不正常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最近访美的时候反复强调，中国的成长是可以为全世界所分享的。确实，在27年的中国改革历史中，无数的外资、外商和外国企业因为向中国输入了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其他各种中国所稀缺的要素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中国从来没有人认为这种回报不应该或者不值得。就算是中日关系处于低潮的今天，改革开放后日本最早，也是全球最早来华投资合作的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仍然是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学习对象。不过，对于一心想要通过金融手段和现有的市场地位让中国以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无偿地输出中国成长成果的人来说，他们首先应该看看的是中国成长背后是中国人怎样的苦干精神；其次他们还应该听一听的是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之前说过的一段话：“外国人在中国的海岸边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相似地，我们也可以说：“外国人在中国扔上一大笔美元就可以在中国经济领域为所欲为的时代，也快过去了。” 

    现在多的是外地司机，像从河南、湖南那些地方来的。广州本地人嫌这一行赚钱太少。这段时间油价上得快，外地司机也觉得没法干了。要交车租、要养家，哪笔钱少得了？以前广州这一行每月能赚个几千上万块。现在，我们已经要靠这一块钱来养活了。” 

    苏丛梅说的这一块钱，是广州实行不久的燃油补贴：除了正常的打表之外，乘客还必须额外支付一块钱来补贴出租车司机。苏丛梅车上副{TodayHot}驾驶的位置前，贴着明显的提示通告。 

    苏说的是实情。每天坐她的出租车的客人大概在20个左右，每个客人增加一块钱，一个月下来有五六千块钱，而她的收入大概也就是这个数，生意淡的时候，可能还不到。 

    其实又何止是广州。近一段时间来，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问题成了全中国范围内的一个热点话题。各地为解决司机的收入问题，纷纷上调了出租车的车费。因为保持原有车费，很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没有人开出租车了。 

    如果有人认为油价涨了把出租车价也往上调就万事大吉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几个上调车费的城市反应来看，出租车价格极为敏感，上调价格已经使一部分城市出租车生意下降了。所以几乎每个城市在作出类似反应的时候都十分慎重，从业者都知道价格问题的轻重。他们都知道是谁在决定价格——如果公众认为出租车价格过高，他们会用脚投票，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是要下降。 

    中国因素的怪圈 

    造成出租车司机收入下降，无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交通拥堵，这是由于中国经济上升，大中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进而使城市交通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油价上涨，现在出租车常用的93号汽油，油价从最早的1.9元上升到现在的4.3元。 

    这两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的两面：由于经济上升，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在不断上升，这反映的是中国不断强盛的一面；但从另一面看，这种需求造成了石油需求中国与全球接轨的要求。这正是一段时间以来全球都在关注的“中国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中国钢铁业的头号新闻是原材料涨价。由于中国钢材冶炼能力上升而铁矿石供应不足需要进口，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头号进口国。全{HotTag}球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以需求强劲为由，联合抬价，涨价幅度高达75%。不仅如此，在中国接受了这个价格之后，今年他们又要涨价，最低幅度也要涨10%，巴西的淡水河公司更是提出了24%的上涨幅度。 

    另外一个典型事实是铜价。从2004年起，长期波动于15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铜价一路走高，在突破3000美元/吨的高点之后进入狂飚阶段，现在已经走高到近6000美元，价格上涨了近一倍。操纵铜期货市场的基金们提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因素”。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看好，铜需求会大增，因此价格的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 

    不仅是石油、铁、铜，中国需要的大宗原材料一两年来都处于一个急速上涨的阶段。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评价过一个相对小宗，但也是中国需要的原料——锌的涨幅。记者凯里文·莫森经过计算后写道，如果锌和铜在他报道的那个时点再向上涨价30%的话，那么人们可以熔化一美分硬币，然后出售这种主要由锌和铜铸成的硬币的材料来盈利了。因为从现在价格看，把这种硬币化了以后再卖的两种金属价格都已经超过了一美分。 

    这不是笑话，而是铁铮铮的事实。通常情况下，锌的价格只有800多美元，在莫森计算的时点上，锌的价格已经涨到了3000美元。 

    这就是中国因素的怪圈。在大宗原材料领域，只要有中国购买存在，价格就会上升。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出中国的购买所代表的需求到底会对价格有多大的冲击。但无论如何，这种冲击不应该像2006年上述材料一样大涨，仅就因期货市场有交易而变动清楚的铜价而言，2005年底铜价还徘徊于4500美元，到了今年4月份，价格飙升到6000美元。这种情况甚至连国际未锻造铜理事会(IWCC)都看不下去了。4月21日，外电报道他们表示将向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提交抗议，以引起他们注意铜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 

    怪圈下的中国经济 

    作为高油价阴影下中国经济的代表，苏丛梅和她的同行们可谓是一个为大众所知晓的群体。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算是最勤劳的一批人。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日通常不少于6天，每天驾驶车辆驶过的里程不会低于500公里。可是高油价却残酷地剥夺着他们的工作成果。以每天耗油50升计算，油价每上涨一块钱，他们的每天收入就少了50元人民币，一个月合计就是1500元。但内行人知道，数年来在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下，他们所主要使用的93号汽油，上升了又何止一块钱。 

    原材料在上涨(如果我们把汽油理解成出租车业的原材料的话)，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动。这些怪圈在中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 

    由于全球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发达国家对能源的依赖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势头。而对于主要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中国企业来说，能源几乎与每个企业相关。而它们的产品，更是几乎每一件都是由钢铁、有色金属组成。在这些原材料全体大幅涨价的2006年，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叫苦连天。 

    目前的石油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两次石油危机。作为一个对比，我们不妨来看看那两次石油危机的时间、成因和当时的油价。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在1973年到1974年，成因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4月占中东总产油量35%的沙特公开声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阿拉伯国家就会减产石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国纷纷加入这一行列。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的原油价格由3.1美元/桶飙升至12.6美元/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出现在1978年，伊朗国内政局变化，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下台，进而爆发了两伊战争，石油供应出现一系列问题，油价从13美元飚升到34美元。同样也引起了西方经济的衰退。而在中国因素加入世界经济以后，飚升的油价没有引起世界经济衰退，相反，因为中国企业的高效和它们相互的竞争，很多石油下游产品还在跌价。 

    奇迹的背后 

    “你们媒体总是相信跨国公司。但我知道的是，跨国公司从来没有在砍价方面松过手。”就在铜价飞涨的2006年，浙江一家出口产值数亿的小五金企业的高管这样对记者说，“他们也派人到厂里来查看过所谓的劳工生存状态，看得还很细。但是你可以去问任何一家企业，从跨国公司开始检查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的劳工生存状态开始到现在，哪家跨国公司放松过与中国供应商的砍价？工人要休假、要大的宿舍，要更多的工资，可以啊。跨国公司能不能把产品定价往上提一提呢？工厂实现这些条件也是要钱的啊。原材料涨价、产品跌价，工厂哪里来钱改善劳工条件？我们的德国客户说，他们在中国工厂订产品的价格，在德国只够买材料的，甚至材料钱都不够。同样的生产过程，我们还要盈利。可以想见他们所说的劳工生存状态检查有多虚伪。事实也是如此，跨国公司把那种检查的业务分包给第三方公司，其目的就在于推卸责任。都知道检查是假的，但就算是假的，跨国公司也没有责任。他们没有作假。” 

    这名因怕失去客户而不愿公开公司名和姓名的高管的话一部分得到了媒体报道的证实。《中华建筑报》报道了在用铜大户低压电器企业集中地的温州柳市，大量中小型企业因为铜价飞涨而产品价格无法上涨使企业生存困难的情况。中小企业主们多次与包括著名企业德力西、正泰和人民电器在内的本地的“五大”对话，希望能协调涨价。但人民电器的董事长郑元豹和德力西董事长胡成中虽然都认为现在的低压电器价格过低，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单个企业无法提价。 

    胡成中和郑元豹的说法实际上一语道出了中国现在在所有输入资源和输出产品的价格方面的困境。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企业数量庞大，分布分散，因此呈现出各自为战的状态。在需要输入的原材料方面，无论是石油、铜、铁矿石，它们都无法单独与国外已经经过数百年生存竞争后成长起来的巨型企业议价；而在产品输出方面，同样由于竞争关系，它们也无法与买单的国外中小型企业议价：你不想做吗？想做的中国企业有的是。  

     这种定价能力上的困境还远不止于中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石油的输入定价方面，还涉及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问题。在石油上，由于上游的石油进口由垄断企业一手操控，它们可以把涨价因素转嫁给像苏丛梅这样的使用者。由于后者分散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样无法联合与中石化和中石油进行石油产品的议价，只能被动接受，靠自己的效率提高来消化涨价，取得盈利。 

    石油的定价链条和中国政府的努力 

    我们要深入地来看看石油作为一个产品，它背后的定价链条是怎样组成的。 

    作为石油的富产地，中东是传统的石油集散中心，以阿拉伯国家为主要成员的欧佩克一直是石油定价的核心机构，沙特阿拉伯由于石油储量最多而成为欧佩克最有话语权的成员。不过，虽然欧佩克名义上对油价有极大的控制能力，但由于中东是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地，因此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中东连绵不断的战争中，隐约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 

    真正对石油定价的，是位于英美的两个交易所的石油期货交易。这里交易所确定的价格，直接成为石油市场价格的指导。而众所周知资金能力极强的西方数大基金，经常在石油的期货交易中兴风作浪，成为除欧佩克以外对石油有相当定价权的力量。2005年在中航油的“陈久霖事件”中，陈久霖面对的，正是在石油定价中起相当作用的西方基金。 

    当石油价格被期货交易确定之后(这种价格是每分钟都在变化的，因此对现货的石油交易只有指导作用)，石油的买卖双方就根据这个价格来达成它们的交易。在中国，石油进口的交易由国家授权的数大机构来完成。而进一步的精炼，则由三大石油公司下属的工厂完成，并由这三大公司来完成向国内用户的销售。这就是中国进口石油的全部链条。 

    近年以来，全球范围内一直有一种声音叫“分享中国”。对于美国的很多基金来说，他们分享中国的方式就是尽早发现中国所需的大宗产品，并按他们的套话说，“发现这些产品的潜在价格”。而这句话落实在石油产品上，就是两年来石油价格连续的上涨。 

    传统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组成市场的买卖双方因为地位不同而对定价权有不同的能力。在石油交易中，由于欧佩克和美国基金在原油供应和交易资金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分别控制着这种产品的部分定价权。而中国的石油进口商虽然是买方，但因为购买量和市场地位的关系，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这两股力量所决定的石油价格状态。 

    这种持续多年的状态随着中国对外部石油的需求增大而越来越受到质疑。质疑的声音来自于对交易地位的不满。中国的石油用户们在多年的市场经济中得出了用户即是上帝的理念，他们无法理解，作为石油大客户的中国，为什么在市场上总是处于受人制约的地位，要被动接受中国已经越来越无法接受的油价。 

    不过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近来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正是打击在石油市场现有不合理状态的要点上。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是坐而与西方政府和基金论道，而已经进入了改变石油市场现状的实质性动作过程。 

    如何改变市场的一方独大状态？中国27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打破垄断的关键是要找到多个不同的供应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石油，中国现在就是在做寻找多个供应商的工作。无论是俄罗斯、南美、非洲，在传统欧佩克以外的石油供应国家建立多一种合作，就是为改变中国这个石油大客户的市场地位增加了一种可能。只有在多个供应源的面前，中国在石油定价方面才会变得越来越自如。正如跨国公司面对多个中国制造企业一样。 

    共识与策略谁能代表中国利益？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现状下，代表越来越与世界同步的中国到全球争取“中国利益”的，只可能是中央政府。 

    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来为中国争取利益了。虽然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2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会自动持续下去。28年高速发展遗留的问题，在中国已经累积到相当的程度。贫富分化、环境问题、企业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政企关系……所有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缓冲时间来解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很可能将在越来越高速的发展中突然失衡。这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来说不可接受，同时对国际上来说也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对于“中国利益”这一概念，中国自身现在最急迫的，是要达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只有有了共识，中央政府的行动才会更为有力。 

    我们可以在中国与数大铁矿石企业关于价格的谈判过程中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最新的消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谈判过程中，媒体曾经报道过，中国将接受澳大利亚公司提价10%的要求。但最近这一报道被相关机构正面否定，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谈判仍在进行。由于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均为国有，比较容易与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共识，而在谈判中这种共识已经开始显示它的力量。 

    而相对来说，在传统西方力量更为集中、历史也更为悠久的石油和有色金属方面，中国的力量显示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社会内部也需要更为一致的共识。不过我们都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商品价格的决定，市场力量的结构只是一小部分，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供应和需求的状况。中国因素加入全球需求会使大宗原材料价格发生一些变化，但目前这种无休止的上涨，应该是非常不正常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最近访美的时候反复强调，中国的成长是可以为全世界所分享的。确实，在27年的中国改革历史中，无数的外资、外商和外国企业因为向中国输入了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其他各种中国所稀缺的要素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中国从来没有人认为这种回报不应该或者不值得。就算是中日关系处于低潮的今天，改革开放后日本最早，也是全球最早来华投资合作的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仍然是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学习对象。不过，对于一心想要通过金融手段和现有的市场地位让中国以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无偿地输出中国成长成果的人来说，他们首先应该看看的是中国成长背后是中国人怎样的苦干精神；其次他们还应该听一听的是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之前说过的一段话：“外国人在中国的海岸边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相似地，我们也可以说：“外国人在中国扔上一大笔美元就可以在中国经济领域为所欲为的时代，也快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