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林：打破中国城市恢复性建设怪圈

朱荣林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首先要明确节约重点和主体发生的变化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恢复性的城市建设阶段，桥梁大，形象工程多。这让朱荣林很震惊朱荣林说，最大的节约主体应该是政府，"规划性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创新的基础有四个方面，即社会基础，逻辑基础，产业基础和政府基础。现在，这四个基础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改变。因此，创新需要有一个更理性的引导，建设创新型政府便是首当其冲。"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朱荣林说。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朱荣林也是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编制的区域发展规划的专家咨询组成员。他参与了上海市"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对于城市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关系，一直有自己鲜明的主张。　　朱荣林的眼镜片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圈了，几十年的经济研究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但他仍然在坚持着，就像他自己说的"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坚持"。关于城市的发展，朱荣林说："我们更需要的是持续的改变，创新是这种改变的根本"。{TodayHot}　　非经济因素决定城市经济发展未来　　"决定未来经济效益的应该是资源效率、社会和谐和环境的友好等因素。"朱荣林说，而现在很多人却忽略了这一点，认为是经济因素决定了发展。　　朱荣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人认为引进外资就能引进一切。实际上，外国资本的输出带有一定的技术，还应该带来市场、管理、税收、就业和资金等六大效应。"但是，通过我的调查发现，目前主要就是产生了两个效应，一个是就业效应，一个是资金效应。"　　朱荣林说，其余有四个效应都是有缺失的。其中，最令朱荣林忧虑的是技术效应的缺失。他说，日本是引进外资同时引来技术效应最好的国家--引进1分外资，就带来了7分技术资本。中国的差距还有很大。上海是全国技术资本比例最高的城市，但基本是引进一元外资才带来5毛钱技术资本。同时，朱荣林分析道：管理效应，市场效应，也都有较大的缺口；税收效应往往在地方引资竞争中被减免了。　　朱荣林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创新基础的改变，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取决于非经济因素，而不再是经济因素。　　非经济因素中首先包括资源效率，即资源利用率。不可再生的资源会越来越少，而我国是资源消耗大国，煤炭消耗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钢材占四分之一，水泥大概占五分之一，而这些原材料并不完全由自己生产，大部分依靠进口，进口增加，也会影响全球期货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增长成本很高。{HotTag}　　朱荣林说，要减少进口有几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把增长速度压下来，但这个可能性不大，经济还是需要增长的；第二个途径就是单位能耗物耗要降下来。资源效率决定资源的利用，因此未来经济发展第一决定于资源效率。　　其次是社会和谐，如果社会不稳定，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将大大增加。因此要逐步使人民享受更多的平等，在平等的条件下享受真正的公平，否则社会将是不稳定的。发达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环境友好，即生态问题。如果整个环境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下降，生产出来的钱用来看病，得不偿失，这几个方面都与技术差距、制度差距、理念差距有着很大关系。　　朱荣林说，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中，有几点一定要警惕。　　首先，我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而不是强国。经济发展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即喜欢表面化，追求形式远远超过技术。　　第二，应该比人均不比总量。"我们对总量非常感兴趣，而国外多讲人均量。"中国国民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但是人均财富积累速度却很慢，仅有美国的3%。因此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也只适用于部分人群，并不值得全国推广成为主流。　　第三，比效益不比速度。如果GDP只增长3%，地方政府就会有压力。朱荣林认为，地方政府迫于考核压力的增长潜伏了巨大的危机。　　"经济增长只是国家综合发展指标的一个层面，应该是四个指标综合的作用：分别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朱荣林认为，我们过于追求单项目标，如果GDP无效增长比重太大，不仅不是增长，而且是有害增长。　　创新型政府的三大转变　　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转变发展理念。朱荣林说，要推动上述非经济因素的发展，未来城市发展模式一定是以一个创新型政府为指导的。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对市场的干预没有到位。接下来，一些行政方式要发生三大变化，即从传统形式转变为法律形式；政府的决策要走向透明性，使全社会对政府的未来可以预期，知道政府将来要做什么；从高成本走向低成本方向。"　　目前，政府和企业的法律地位与WTO的规定正好相反，现在的法律地位是，政府的权力无限，而企业只能从事法律授权范围内的事。而WTO的规定是，企业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什么事情它都可以做，政府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从事活动。朱荣林认为这点将值得国家司法部门思考，这也将是政府职能体制转变的方向。　　举例说，企业如果接到政府的指令，只是以电话的形式可以不执行，必须要有书面说明。这样，即使有什么纠纷发生，也便于诉讼。如果这个指令使得企业效率降低，则可以进行行政诉讼。企业要有这样的法律意识，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决策透明化，今后方向肯定是要这样。　　另外，政府的成本和发达国家相比确实高了很多。因此，现在急需在政府成本上压缩，向企业过度收取费用在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效率成本的降低也是制度转型的必然过程。　　节约型社会的主体应该是政府　　朱荣林把基础性消费作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在经济建设转换发展的过程中，重提勤俭，就是要解决社会三大基础性消费的问题。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医疗，第三是住房。基本消费也就反映了基本教育权、基本医疗权和基本居住权。这些基本消费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是严格禁止炒作的。炒作基本消费价格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在我国，这三大基本消费都存在炒作。　　朱荣林认为，重提勤俭治国，建设节约型社会，首先要明确节约重点和主体发生的变化。节约的重点在于资源的节约，但不是仅仅要求老百姓节约用水这么简单。从长期来看，资源是无价的，而现在我国是原料低价，产品高价。所以最大的浪费就是资源，也就是之前所提的资源效率。　　2004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发言，让朱荣林很震惊。那位教授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恢复性的城市建设阶段，桥梁大，形象工程多。　　朱荣林说，其实最大的节约主体应该是政府，"规划性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性浪费的主体不是群众，而是政府，这点需要我们一再强调！"有些地方政府规划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马路刚刚建好就有塌陷的现象，于是重新建，或者出现拆了又建的情况。　　朱荣林还以房地产交易为例，向记者讲述了土地资源控制的问题。房地产交易频繁并不是一件好事，任何交易都不会改变政府价格，不会增加收益，只会间接刺激消费。就像四个人打麻将，每人拿出1000元作赌注，打一个晚上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会玩到四千零一块。问题在于这四个人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交易的过程其实是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但过度消费必然产生泡沫。　　在最后结束采访时，朱荣林仍在强调，房地产问题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在目前结构性失衡状态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房地产商，都有责任。他认为，政府鼓励交易，但对交易没有政策上的节制。　　其实，不仅仅是房地产控制，很多方面都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招商引资等。中央政府原有的考核指标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现在政府也正在考虑建立新的指标体系，如从 GDP 向MDP (国内发展指标,Measure of D om estic P rogress)的发展；地方政府则过于倚重中央考核指标的压力，而更少考虑下届政府压力，在换届之间的平衡考虑不够，这也是中央政府在拟定考核标准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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