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岛舰造价

1、如果打入松岛舰的那颗炮弹爆炸了，大清是否会就比攻入日本，把日本作为藩属国？

不会，列强不会让满清覆灭日本。就算，甲午海战北洋舰队赢了，日本也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重组联合舰队。因为从伊藤博文等野心家掌权伊始，就已经认识到了海洋是日本的生命通道。掌控了海洋才能使日本彻底的强大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二战日本发傻对美国开战的原因。

2、松岛和吉野沉了吗

你问的是黄海海战时候的日舰松岛号和吉野号？都没有沉，黄海海战日军未沉一舰。松岛号虽然被镇远号的大口径火炮攻击，引发舰上弹药殉爆，造成重伤，但只是被迫退出战斗，后被修复。1908年4月30日在运送海军候补生远航归途中在澎湖列岛的马公岛停泊时弹药库突然爆炸沉没。1908年7月31日除籍。吉野号在黄海海战中率领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艘新式的快速巡洋舰做为机动力量，于12时55分左右开始穿插北洋舰队薄弱的右翼及侧后方，攻击的是北洋海军的软肋，所以并未受到有效的攻击，也就是因此，重伤的致远号才不得已向连轻伤都没有的吉野号发动自杀式撞击，以期一击必杀，但不幸被击沉，管带邓世昌以下246人阵亡。1904年5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旅顺口外侧向港内的俄国军舰进行炮击。返航途中它们遇到浓雾，军舰竟驶进了俄国人布的雷区，两艘日舰触雷。在附近担任防护任务的吉野号被正在高速航行的春日号装甲巡洋舰拦腰撞中右舷中央，沉入了海底，舰上413名士兵中只有99人被其他军舰救起，其余的人员都同吉野号沉入了它多次航行的中国黄海。

3、甲午中，致远舰为什么不直接去撞沉松岛舰？

历史上是松岛舰，根据现在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断定致远舰撞击的目标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这件事比撞吉野要英勇更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100多年来不断被传走了样，传到现在变成了撞吉野这件事情。在威海推演的时候，被沙盘上的情况惊呆了。因为在致远舰首正对的方向居然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当时日本参加海战的部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第一游击队，第二个叫本队。第一游击队就是吉野、浪速这些比较快的军舰，本队就是旗舰松岛等这些航速比较慢的军舰。突然间我们发现根据史料我们推导的结果，致远舰对面的军舰是松岛、千代、乔利，突然之间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不是吉野啊。当然这个结果并不影响致远舰冲出去的事实，也不影响致远舰冲去本身这件事的壮烈程度。事实上他冲出去撞松岛，撞本队要比撞吉野危险得多。致远舰的面前居然是松岛，是本队，这是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突然间又觉得一下子开了窍了，我们发现以前所有描述致远舰撞向日本军舰的美术作品也好，或者一些记载也好，原来都是这么说的，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注意。

4、威海卫战役中有日本舰松岛号吗

威海卫战役中有日本舰松岛号该舰1888年2月17日在法国地中海铁工及造船厂铺设龙骨，开始建造，1890年1月22日下水，1892年4月5日建成。甲午战争时作为日本联合舰队（日本语：れんごうかんたい）旗舰参加了黄海海战（日本语：こうかいかいせん）和威海卫之战（日本语：いかいえいのたたかい），舰长为伊东祐亨。松岛号参与了围攻威海卫的威海战役，可是是由于之前吃过苦头，所以它这次并没有像吉野号，浪速号那样继续始终冲在最前面。

5、李鸿章保护舰艇的政策

甲午海战期间，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不能远离本国海港，要游弋在近海海面上，威慑敌军，“作猛虎在山之势”，这种保守战术惹来后人耻笑。然而，李鸿章真的那么神经大条，不懂军事技术吗？战略虽然错误，但更重要的是找出后面的缘由。孙子云：兵贵神速。把它用在近现代海战上，不妨也可以理解为军舰行驶速度和舰炮发射频率。1894年农历七月一日，即公历8月1日，光绪和日本天皇同时宣布开战。当时战局尚未明朗，李中堂却忧心忡忡地给光绪上书，建议采取防御战术。为什么？“日本新旧快船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分年构造，最快者每点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我军未增一船。”（清 李鸿章 《上光绪皇帝书》）。奏章里讲得很明白，北洋舰只航速明显落后于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李鸿章手头也是有数据的，他说日本海军的新旧军舰总计21艘，其中有9艘是1889年后购买和建造的，其航速最快的达每小时23海里，次一点的时速也有20海里。而北洋海军的舰只都是在之前购买的，那时候欧洲的造船水平还不够精致，所造舰只航速为每小时15至18海里，而且已经是最快的了。[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恰恰是在欧洲舰只速度有大提升的节骨眼上，清朝有关部门建议停止购买西洋军舰，从1888年到1894年，清朝水师没有增加一艘舰艇。而日方趁此时机，加速购买最新舰艇，“趁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李鸿章和丁汝昌强烈要求增购“新式快船”，没有得到回应。李鸿章说，如果临战再买快船，恐怕“亦不济急”，也不能救急。除了船速，还有射击速率。日本的川崎三郎所著《日清战史》说：“镇远号的巨炮五分钟能发射28发。”而日本的松岛舰却能在同样时间内发射442发炮弹。航速不如，射击频率不如，确实令人担忧。李鸿章说：“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认为只有命北洋军舰“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威慑仁川，让日本舰只不敢离开港口来犯，我跑不过你，炮弹没你密集，但我块头大，能镇住你。这就是李鸿章的战略——“保船制敌”。此时的慈禧太后似乎也着急了，她在宣战后的公历8月5日，将其60岁的生日庆典费用紧急挪作军费。然而，“亦不济急”，哎，早干嘛去了？其后战局诚如李鸿章所言，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近身缠战，北洋舰只虽然射程远，但是日军舰利用速度上的优势，冒着炮火加速贴近北洋舰只，在进入三千米有效射程后，利用船侧的速射炮密集射击北洋军舰，造成北洋水师的舰体严重损伤。[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当然，李鸿章的“保船制敌”并非御敌上策，只是一种消极避敌战略，他过于爱惜自己的“家当”，低估了日军主动出击的野心，加上陆战失败，导致北洋水师折戟威海。然而，他所提出的教训，还是值得深思的。

6、甲午时代日本海军军舰的造价！

具体价格不清楚但可以以中山舰为参考中山舰原copy是1910年北洋政府从日本长崎造船厂定购的钢木结构军舰当时的售价为68万日元（当时的日元汇率比现在要高，作为参照，1904年日本国内工业总产值为9亿8千万日元）没有一次付完，后袁世凯政府结清余款，命名为“永丰”号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将“永丰号”改名为“中山号”，以纪念孙中山

7、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8、中日甲午战争 在刘公岛发生的故事

1895年2月3日，日本舰队排成单列纵阵，在威海港口外进行挑衅。上午10时，日本舰队驶往港湾南口，首先对刘公岛上的东泓炮台发炮轰击。这时，南帮炮台上被清军破坏的7门大炮已被日军修好，并被日军用来向刘公岛上的东泓炮台进行轰击。北洋提督丁汝昌及广大将士并无惧意，拼死而战。双方炮战一天，日本军舰始终无法接近威海卫港口，最后不得已而退。

日军海陆夹击刘公岛没有奏效，便决定用鱼雷偷袭。多次袭击未果，2 月 7 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全歼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各舰与刘公岛、日岛炮台进行还击。日军的旗舰松岛号、桥立号舰、秋津洲号、浪速号都中弹受伤，日本联合舰队遭此损伤，气焰为之一挫。而恰在此时，北洋舰队鱼雷艇管带王平等军心动摇，密谋逃跑。王平一伙民族败类所制造的逃跑和叛变事件，不仅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实力，更影响了清军的士气。

为了不让受伤的军舰落入日军之手，丁汝昌无奈于 2 月 9 日，炸沉了定远舰，并在定远舰的中央要部装上棉火药，将其炸毁。 

2月17日上午8时30，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其余舰只紧随其后，从百尺崖起航，列成单纵阵形，各舰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驶入威海港，10时30分，北洋海军10舰，都降下中国旗，而换上日本旗，刘公岛炮台也升起了日本旗。曾经一度威震远东的清朝北洋舰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8)松岛舰造价扩展资料：

甲午战争的影响：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9、为什么工业文明在中国起不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经历了很复杂、曲折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被打败之间，中国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还有很强的自信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不如别人，但我们的文明程度比你高，不像你们这么野蛮，我们的社会非常和谐、非常有序。但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对中国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刺激非常大：一直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学习西方不过30年，就把中国给打败了。这个刺激非常深，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认为中国不光是技术上不行，制度和文化上也不行，由此才在洋务运动基础上，出现了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真正地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中，日军出动的松岛舰从一开始的高度自信到丧失自信，再到重新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文明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轨迹。怎么看待中国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很值得我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去的传统文明认识很难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一开始认为一切都好，后来认为一切都不好，到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对过去的传统文明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知。客观来讲，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中华文明，到19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中国农耕文明高度发展有几个标志性因素：一个是生产力，传统农耕文明靠自然力量生产，靠自然资源创造财富，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达到了巅峰；第二是农业产出，中国古代创造了很高的GDP，到19世纪前期尽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在欧美兴起，但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仍然接近世界的1/3；第三是能够创造比较发达的小商品经济。中国从秦汉以后，尤其到唐宋以后，生产资料高度商品化、市场化。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买卖也高度频繁，过去有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主”。此外，雇农、佃农的大规模存在也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与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有意思的是，中国从唐宋以后不仅租佃制盛行，且已经发展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高度分离，即“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并发展出“永佃制”，甚至还有押租制、买青苗等。中国的纸币也出现得最早，但使用上有问题，最后没法持续下去。这样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农耕文明，其他国家均没有达到中国这样高的水平，这是第一点。农耕图第二点，上层建筑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共生的地理条件下，与发达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古代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多年，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到隋朝以后这种官僚政治更加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科举制，形成了通过考试而不是血缘选拔的治理国家的专业人才队伍。这种制度相比其它农耕文明国家实行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要先进得多：上下阶层之间的人才流动性很强，底层人通过科举制可以进入统治集团甚至能上到很高的位置，如出身低微的范仲淹一路做到了北宋宰相。这种流动性使得这种政治统治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稳定性，而且形成的统治集团不仅有专业知识，还有一定的抱负和信仰在里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文化上，中国经过几千年高度农耕文明发展，形成了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的世俗文化，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和敬天法祖的道德规范，比起农耕文明时期那些政教合一的宗教为主体的文化，应该是先进的。所以孔孟思想到今天还在用，是世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社会上更多追求的是理性。这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展的三个表现，而且这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高度的自洽性，所以不仅能够融合同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即使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也有很强的抵抗性，这是我对中国文明的客观认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和畜力为标志。图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农耕文明，但和工业文明相比还是落后的，而且农耕文明的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自洽，也为中国向工业文明的转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人对世界改造能力越弱时，就可能是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越强。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农耕民族始终与游牧民族交错在一起，这之间肯定存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但也肯定存在战争、杀戮。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抵御灾荒的能力要强些，游牧民族更是靠天吃饭，即使养了很多牛羊，一场灾荒下来就全死了，肉又不可能储存很长时间，因此游牧民族的生活更不稳定。中国历史上很多次游牧民族南下，都和天灾有关系。所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定居的农耕民族始终面临着流动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战中，和亲成为一种缓和手段，图为昭君出塞。由于农耕民族是分散的定居和生产，而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既流动性强又需要聚在一起，因此在冷兵器时代，区域性、小规模的农业居民很难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这就使得农耕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提供保护。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和郡县制下的官僚集团统治，必然高高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权力没有制约，使得它容易因腐败和效率低下陷入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其表现就是朝代兴衰和周期性的更替。而且，历史上，秦、汉、唐、宋、明、清等朝代的大部分财富都拿去西北打仗和维持统一了，加上周期性政府腐败和社会动乱，民间很难有长久的财富积累，这也给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思享闲谈现场，武力老师正在发言（右）。在谈论古代中国的经济辉煌时，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发展除了总量，还有质的问题，即产业结构的问题。农耕文明虽然创造了非常高的产量和财富，但毕竟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高度分散的手工和畜力小生产上，这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以现代能源、动力和材料为基础的机器大生产是完全不同的。科技的进步需要两个因素，一是人类对它有非常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刺激社会资源和社会人才往那方面集中，二是科技发展从理论、实验到应用、推广，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科技进步没有积累到这个科学革命的临界点，就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中国从汉代以后，在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航海上都有很大进步，但自宋以后，中国文化发展是追求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不是想征服自然，朱熹就说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我很同意这样一句话：当人类征服不了自然时，更多地是想办法适应它。中国直至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产业革命的临界点。（作者：武力；编辑：胡子华、张宁。此文为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经济开拓”活动发言实录。文中图片皆系编辑所加，图片皆来自网络。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每月一期。）作者简介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曾编辑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独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合著）、《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江苏无锡玉祁镇调查报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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