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随想
本期《规划研究》刊载中心两位同志的岁末随想，不在于形式，也不在于文体，全在于为我们爱着的这座城市祈福，为城市里的人们祈福。
爱在2008
我生活的城市，是一座立体城市，各种不同标高的建筑给予我们“森林感”，我们很难在平原城市看到这么丰富的城市的脸。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你我皆主角，我们的城市在改变，改变着……2008将上演的剧情，晴阴不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那些丰富的面孔里多多少少有些是虚伪的，但是城市的面孔是真实的，破旧与衰败、辉煌与稚气，都是真实的。
一座真实的城市，离不开真实的爱。这座城市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但爱可以为这座城市打开一扇天窗。脚步跟着心走，心跟着爱走。薄书记指引我们依靠扩大开放这个最大的动力实现我们这座城市新的跨越。在此，我的2008，我希望和规划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一道做好“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规划对策”、“城市低收入群体居住用地规划研究”、“新农村总体规划”、“宜居城市”等研究项目，尽我们所能去透视复杂和庞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矛盾与问题，探求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方法，改善城市环境，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规划不仅是宏大的叙事，更需要面对的是这样太多的现实、具体、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非理性的对待如同儿戏。我们从感性的起点出发，寻找科学与理性的终点，尽规划者的所能使这座城市更多的人受到关爱，希望十七大所提出的“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彼时，就如歌手朴树在《NEW BOY》里面所唱的：“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
爱一个人，不如爱一个城 --关于城市的文化沉思
“又是深夜/窗外一轮清冷的月/照我无眠，照我深心凤凰劫/一张一张，反复地，看那些照片/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瞬间，有我温暖而疼痛的记忆/爱一个人，不如爱一个城/你看，它那么美/它一直在，永远不会离开。”
一、山的记忆
我所深爱的这座城市，经历了历史深处的疼痛记忆。
“越过宜昌,蜿蜒连绵的大巴山脉呈现在眼前。午饭是三明治，揭开饭盒，是一层厚厚的奶油,中间夹着牛肉，香极了。这天的天气特别好，在飞越壮丽的长江三峡以后不久，从空中看去，渝中半岛就像是一片漂浮在水中的叶子，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炊烟，重庆到了。”
这是1939年5月日本飞行员轰炸陪都重庆时，从我的家乡武汉起飞，飞抵重庆上空的几个场景。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历史图景，给我内心极大的震撼。血肉横飞、火光雄雄的场面，让我，这个几十年后身处繁荣盛世的人感受到历史的真实与残酷。
这座城市的文化就蕴藏于它的历史之中。城市在说话。城市叙述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城市拥有着人们的集体记忆。记住一座城，就，是因为一些人、一些事。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本身拥有了许多记忆，可是城市并不能自动叙述这些故事，因为城市的空间是规范了的空间，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空间，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空间。城市居民对这个空间的解读与因此所作出的响应，才使这样的空间有再生产的可能。城市空间中最显著，经久不变且易于辨认的符号是由建筑物所构成的。不同的城市空间之所以有差异的存在，正是得自于城市所拥有的建筑符号。符号形成的体系，以及所代表的文化是各有地域性与历史性的。城市空间的符号体系以建筑符号构成关联，而其符号所指涉的意义也在形成之时即构成，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享有比规划师、建筑师更宽广的选择与视野。空间的建构者也许是空间建筑与运用的设计者，但是一旦空间的形塑完成，使用者的参与便会使空间有另类使用的可能。而不论是何种方式的使用，正统，非正统，反正统，亦或异类，都使空间进行再形塑与再生产，因而有再使用和再生产的可能。
城市中各种建筑物所形塑的空间是整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建筑空间与此空间中人们的行为与关系互动，形成人们空间的印象与地域感。人们对其生存空间所产生的地域感，是他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凭借与心灵的依赖。但是地域感并非是一种静态的印象，而是历史与文化意识累聚的产物。地域意象不只是被历史与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出的一组空间符号关系，它也会经由空间中人们的实践而被再生产，同时，也赋予符号意义多重的解释，甚至改变，影响整个空间符号系统的结构与意义。
翻阅黄济人的《老重庆》，它里面就隐藏着江北城、渝中半岛、沙坪坝、北碚等地域空间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在各个时期显露的各种城市意象。巴国、渝州、抗战、红岩、统战，都能作为附着在其历史和地域脉络之上的文化叙述，为后人所感知。重庆的文化脉络就在这绵延的江岸和山峦之中，作为一直在，永远不会离开的、山的记忆存在着。
二、山与海
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最重要的两环，上海一直是重庆值得关注的对象。但是，上海在近代史上有一批用文字来叙述这个城市的智者，这种传统延续至今，使得它总是处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强势地位。他们所带来的讯息表明，中国的城市经常面临着一些非常矛盾的境地，即在我们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中，还保留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与普遍的历史相联系，城市怀旧成为社会中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的永恒话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则是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反乌托邦热情有时也创造了它自己的乌托邦，一个保守的乌托邦。九十年代最为显著的文化怀旧潮流，可以视为这种意识形态剧变的一个感伤的注脚。
时下各地力导的城市文化，可以看做是这种趋向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向寻求以移情设计（empathic projection ）来替代中国城市全球化、现代化历程中不完全、不确定、开放性的规划与设计。这种移情设计是把现在投射到历史年代的更大的组合中去，如是，诸如红岩这样的文化借代，才能在大的环境氛围中得以弘扬。上海的张爱玲，尽管她作为中国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作家，具有颠覆性和讽刺意味，她还是被这种语境唤起作为这个城市的守卫天使。“生活就象一袭华丽的袍子，上面布满跳蚤”。这是一个批判和揭示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符号等方面力量的焦点。在她的注视下，这个城市的深度和小资文化超然得以屹立。
那个时代的民族建筑师和规划师一样深漩于现代与历史之中，其间还掺杂着诸多殖民主义的色彩。因此，即便是现在，上海经过长达近三十年的紧缩时代，正在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建造超级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城市迅速崛起。除却大量国际式新城、新建筑的杂然横陈，这座城市或争相恢复被据时旧殖民主义的西方旖旎风情，或制造更多的高级酒廊茶楼，使之成为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聊以精神自慰的秘室。
上海自诩为海的城市，恰恰在文化中缺乏海--波澜壮阔的阳刚气质。从建筑史学的角度和人文生态的视野来审视，上海所需要的正是如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式的阳气。
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模式在中国其他地方被象征性地模仿、重建。通过消费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崛起，在新事物中意识到旧的东西，或者确切地说，把握住不同的历史时间混杂而且共置于城市日常生活的结构中的方式，在这方面还没有哪个城市是独树一帜的。混沌中的城市往往以一种悲伤的意识和一种喜剧性的拼贴、并置，向往着、追忆着它过去的古老形象。
重庆亦是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庆从一个陪都时期的纯消费城市，完全转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庞大的生产中心。但是，重庆还没有将这段历史，通过文学、建筑学和社会学的具体性，通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细节”，传达出一种完整的历史感觉，让外人深切爱上这座城。重庆的地理人文环境，似乎只是适宜于在灾难来临之时，作为庇护之所和蜗居之地。策划大师王志纲将其描划为“非常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没有造就一批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模式和人群，包含他们那训练有素的、仪式化了的光滑、错综复杂的外表，而又不失深入这种生活形式深层（和它琐碎的表面）的穿透力直觉。
重庆九十年代以降建筑市场的繁荣，是由当下现实的闪光所笼罩着的，其中包括“怀旧”的文化思潮。但是对规划设计师和管理者来说，如果不了解重庆的人文价值取向，不了解重庆人尘世生活的琐碎细节，和隐藏不住的、满足的情感，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爱上重庆的：城市的“深度”表现在它的中产阶级特性里、在它与自己的接连不断的罗曼史里、在对逝去的但却要被重建的生活形式的忠诚里。
把重庆作为城市阅读，就是阅读它实际存在的中产阶级文化和日常领域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这怀旧的目光所寻找的不是这座城市残存与虚幻的光荣，而是那实在与有形的证据，表明中产阶级生活世界一度确实存在过。与上海不同---上海把自己设定为这个中国内部的“他者”，但从另一方面看，上海的自我意识只是它在国家和国际经济中客观位置的反映，重庆需要挤入由上海所引领的影响圈层中。
上海被选作与重庆相对照的城市模式，来考察其现代性笼罩下的城市文化对象决非偶然。一方面，上海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想象空间，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上海的现代性阐述，恰恰也是我对重庆直辖后的城市-乡村型范式的反思。长久以来，作为一个在重庆求学近十年而又扎根在重庆的城市规划工作者，我一直想如作家施蛰存、穆时英、张爱铃，甚至卫慧一样，利用手中的笔，敏感地去感受，真实地去叙述这城市，却又一直受到城市空间塑造中的功利性因素与民族主义纠缠。人们在营造他们自己的现代想象的过程中，对西方异域风的热烈拥抱倒把文化本身置换了。在对现代性的探求中，这个置换过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种探求是基于他们作为中国人对自身身份的缺乏信心。
上海文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比较了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他提到重庆渝中半岛在两江交汇处昂头朝天的气势，感叹重庆是一个具有海的气韵的城市。这是特殊山地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韵味，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文化的概念含义非常广泛，但必定是打上了此地的烙印。确切地讲，重庆是一种山的文化，作为精髓，它潜藏在它的空间、它的人群、它的性格之中。
上海的“新天地”旧城更新项目自建成以来就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一片赞誉声不绝于耳,这让我想到将来真正的弄堂怎么办?比如说现在的“新天地”用几块砖和其他一些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弄堂世界,是不是就行了?上海人越说这个不像弄堂,越会想到以前的弄堂是什么样子,而外面的人不知道弄堂是什么,看了这个就好奇,感觉这个设计很特别，所以上海的“新天地”有一种新的文化想象在里面,它包含一个旧的因素。任何政府或者注重城市文化的人士,都应该想一想城市规划如何在文化层次上寻找保护城市历史的办法。
三、文化认同
城市规划必须依托文化的认同与发展。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重庆也应重新被正读，真正深入总结，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文化优势，如是城市发展必大有可为。
城市文化的发扬光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政府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正从各个方面积极予以引导。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是在空间上参与这一宣导的，它的思考方式和实施都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整体文化认同的背景，这样，规划设计师的匠心才能为人所体验，为人所愉悦。
应该倾力营造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吸引更多的文化关注者参与到其中，毕竟，城市文化首先是关于人的文化。
爱一个人,不如爱一个城。三峡移民深情地回望故乡，我总会想起这首六世哒赖仓央加措的情诗：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讼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来生，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
爱的那个人，终会离去。只有相爱的这座城市，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两千年，一直在那里，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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