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

    [摘要]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民工招工难的现象，针对“民工荒”现象及其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　 民工荒；　 刘易斯转折点　　2004年，在我国“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的招工难现象，学术界形象地称之为“民工荒”。这一现象很快就蔓延到“长三角”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在一些内陆省份如重庆等地也出现了这一现象。“民工荒”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而热烈的探讨，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是以经济学家蔡昉为代表，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转变，“刘易斯转折点”即将于“十一五”期间到来；一种是以樊刚、周天勇、刘伟等经济学家为代表，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只是短期的、结构性的，不是真正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换言之，劳动力无限供给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针对这一讨论，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也提出一点拙见。　　一、“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及其对认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启示　　1954年，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认识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来之时，标志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解进程进入了加速的快车道，不仅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政策，更要实行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挤出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使之进入日益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上向工业化中后期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到来，则标志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消解，此时，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开始进入一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相对更加稳定的发展状态。目前，学术界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在与第一个转折点相关的问题上。显然，把两个转折点结合起来，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的。　　二、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会在“十一五”期间到来吗？　　根据对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的跟踪研究，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会在“十一五”期间到来的预测。针对这一判断，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笔者也不同意这一判断，具体依据如下：　　1.从人口现状及增长趋势来看，我国仍将长期维持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多的人口红利优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至少在2020年前不会有大的变化。　　2.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来看，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仍然会明显偏高。　　根据测算，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平均速度，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速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直接涉及农民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直至成为城市居民的转换，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根据统计数据及对未来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将由2004年的57.01%下降为39.7%，下降幅度虽然很大，但农村人口比重仍然偏高。可见，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3.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况来看，一个统一、完善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特征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制度层面还存在着一些强化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特征的硬性约束，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政策、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传统的户籍政策等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已是势在必行，但现实中这又需要一个过程。　　以上对我国人口增长、城市化、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基本国情的论述，说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总量依然很充裕，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不可能在“十一五”期间到来。(作者李德伟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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