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组建“区域大党建”

    7月29日，新都区三河街道办在社区撤并的基础上撤销原社区党支部，8个新设的党总支正式挂牌。此举标志着新都区开创的“区域大党建”这一全新基层党组织模式正式开始试点。

    在传统模式下，基层党组织是以村或涉农社区为核心，按地域界限设置组建的。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种新组织、新行业层出不穷，党员流动性急剧增大，使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出现了许多盲点和难点。新都区意识到，要解决党建工作难题，必须以彻底打破区域界限为突破口，把党组织建设推进到经济体、产业合作组织、社区、市场等各个“终端”。根据“建立总支，分类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服务共享”五项原则，新都区开始在三河试点“区域大党建”。

    7月29日，黄冬林从新都区三河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包世福手中接过 “中共三河街道二台子社区总支部”的牌子，正式走上二台子社区代理党总支书记的岗位。

    与二台子社区党总支同时授牌的还有另外7个社区。经过撤并，三河街道原有14个社区被并成8个，分别设立相应的社区党总支和居委会筹委会。

    虽然只是暂时代理，黄冬林仍感到有些不安。从“社区党支书”到“社区党总支书记”，他很清楚，这个从三河开始试点的基层治理机制改革，改变的不仅仅是组织结构和职务称谓。

    外部之变：区划第二次“变脸”

    三河街道位于新都区南部，紧邻成都主城区，是成都市区向外围扩张、北部新城建设发展的最早受益地。今年上半年，该街道已引进保利郁金香公园、熊猫生态公园、物流园区等多个重大产业化项目，实现招商引资6亿元以上。

    “项目大了，往往一个项目就要跨好几个社区，很不方便。”一直积极酝酿行政区划调整的包世福抓住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机会，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在新都区新的规划中，三河街道的14个社区被重新整合，根据项目和产业布局划分出8个新的社区。

    其实早在2004年，三河就经历过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变脸”：从三河场镇变为三河街道，原有的村也改组成14个社区。然而5年的实践告诉包世福，第一次“变脸”并不理想，“行政区划虽然变了，但配套制度没跟上，仍然按固有模式干工作。”

     这一次，重组的不再仅是行政区划。在新都区提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基础上，三河街道积极实施街道机构改革、社区建设和党组织设置，为8个新社区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服务机制。

    内部之变：关键做好两件事

    走进三河街道江陵路社区新修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迎面的墙上贴满了朝气蓬勃的画作，庄跃林说，“这都是我们社区小朋友们的作品。”庄跃林也是8名代理党总支书记之一。

    面对崭新的经济环境，新的社区干部如何才能把握城市化进程的脉搏，准确为社区发展定位？包世福说，“关键做好两件事，组织建设和社会服务功能建设。”

    社区总支部的设立正是组织建设的关键。包世福介绍，通过整合社区党总支，一种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党建”格局正在三河建立起来。依据产业链、居住区域等重新明确基层党支部范围，大量流动党员和外来党员得到充分的集合和调动，基本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同时，基层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逐步完善。除了一座可向社区居民提供免费上网、阅读等娱乐的文化活动中心刚落成外，江陵路社区还把劳动保障就业服务中心、城管便民服务站建到了居民小区，让服务性政府机构延伸到最前端。

    有了完善的组织架构作保障，以良好的社会服务为主要职能，三河的新社区干部开始将管理职权转移到居民自己手上。

    居民之变：真正体会到自治权利

   在7月29日当天与社区党总支同时挂牌的，还有另一个机构——社区居委会筹委会。

    对当地群众来说，这个半年前还很陌生的词语，现在却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话题。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两委三会一中心”居民自治机制，让这些从散居刚走到一起的居民开始真正体会到自治的权利。

    “民主议事工作委员会、民主监事工作委员会和民主联席工作委员会，分别承担决策、监督、评议三项职能，构成新型村级自治结构。”有5年驻村干部经验的庄跃林非常看好这样的自治模式：以充分民主为前提，给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经过共同决议，江陵路社区居民建立了互助四方旺铺股份合作社，把过去“一碗水难端平”的铺面进行量化，分成不同股份，作为居民投入的原始资本统一组织招商、经营、管理，再将收益按所占股份分配到人。恶性竞争不再发生，铺面开始保值增值，“现在每平方米租金提高了3—5元。”

    如今，包世福已开始策划三河的下一步：在党组织领导下，以项目为依托，引导和鼓励居民自愿组合发展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股份制公司等以资本为纽带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据《四川日报》辛轩 夏丽莎 方野 实习生 杜淦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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