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经验正上升为人类成果

    数十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就四川灾后恢复重建经验进行思想碰撞，妙语如珠——

　　“我愿意将这次研讨会，看成是从灾后恢复重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一个关键节点。”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光的话，得到了“5·12”汶川特大地震恢复重建暨巨灾应对国际研讨会与会嘉宾的热烈回应。

　　灾后重建的宝贵经验应如何延续，才能成为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有哪些在灾后重建中显露了活力，但还未完全激发出来的力量需要挖掘？9月22日的研讨会上，数十位国内外顶尖专家进行思想碰撞，一致认为：得到全面总结和提升的四川灾后恢复重建经验，正从本土的成功实践上升为人类社会共同应对巨灾的成果。

　　“多主体”的重建——每个主体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超乎想象的重建速度和重建效果，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曼谷区域中心南南合作处项目处专家赞德利卡·威利森总结四川灾后恢复重建的一个关键经验是政府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体现在政府对各种资源的协调能力，对灾区未来的超前规划能力，以及对民众的有效带动能力上。这样的观点几乎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认为，在灾难应对和灾后重建中，社会力量、市场力量、民众力量等多元力量的广泛参与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渐提高的具体表现。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中，政府之外的力量已经显示出了活力。

　　市场的力量应该引入到一些灾后重建的关键领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田进荣治认为，应该在灾害易发生的区域引入市场化的灾害保险，政府应该积极地推动它。

　　专家们对来自单个的民众的力量也寄予厚望。德国北威州土地规划专家拉尔夫·莫尔登用事实说话，在德国的土地规划中，让普通的民众参与规划的制定，可以将国家的需求和地方、社会的期望有效地结合起来，他在都江堰农民可自主选择农房重建模式的案例中，找到了共鸣。

　　民众参与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的能力可以在系统的培训中得到提升，国际应急管理学会主席哈罗德·德雷格说，灾难是提升民众应对灾难的绝佳机会。他在四川农村找到了这样成功的案例。

　　志愿者，作为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应该受到关注。莫于川认为志愿者在灾难中和灾后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但这样的力量应该更加组织化、有序化和专业化。

　　“全方位”的重建——哪些环节还必须加强？

　　“如果没有绩效评估，就不能判断，重建的村落是否仅仅只是‘明星村’，农民是否真正受益。”陈光认为，灾后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应该建立一个综合的系统来对重建成果进行评估，而评价指标包括了住房重建、生态修复、心理康复、社会网络等全方位的指标。

　　在与会嘉宾看来，是否做到“全方位”不仅是对已经完成的灾后重建的检验标准，更是能否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关键。

　　哈罗德·德雷格认为，贫困的人群是灾难中最脆弱的群体，“减贫”是当务之急，而产业重建是他们脱贫的基础。事实上，四川地震灾区因地制宜全面整合资源，实现产业跨越发展的重建经验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致认可。更重要的是，四川灾区城市与乡村统筹重建的发展理念，被好几位外国专家作为反思本国灾后重建实践中忽略乡村重建的正面例证。

　　灾后重建不能把视线仅仅放在物质层面上，与会嘉宾认为。

　　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圣沙维尔大学教授詹姆斯·海根认为，在灾后重建中应该特别注重从本土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羌族文化在映秀、水磨等灾区被得到很好的保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产业发展和旅游都需要这样的文化氛围。

　　地震灾害对现有法律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当前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地震带给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伤害远比生理损伤要复杂而且久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李小麟认为，对于那些在灾害中失去亲人的受灾群众来讲，精神的重建应该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消息来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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