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热议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 为破解“新工荒”建言献策

    每年两会召开之前，正值新春之后各企业招工和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之时，用工荒、招工难总被老调重弹。各地争抢农民工，各企业求工若渴，人心慌舆情乱，到底存不存在用工荒、招工难。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一天的小组讨论过程中，政协委员仍然围绕着用工荒、短工化、工漂族等问题，热议 “新工荒”，剖析了农民工就业背后的三大矛盾并提出应对之策。

    今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全年总量达到25278 万人。这些分布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完成了非农化流转，与城市之间实现经济融合，但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两方面，却步履蹒跚，难以融合。

矛盾一：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的不匹配

    矛盾：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间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企业主想招熟练技工，新生代农民工却无一技之长，招工难范围逐渐扩大，用工荒面越来越广，短工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三者叠加加剧工荒，但并非偶然，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的不匹配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委员热议：工荒因劳动力质量不乐观

    在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合炳深有感触的说：“招工难，难在哪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企业招不到工人，县长也坐不稳，一起到河南、四川招工的现象。其实这里的招工并非招到工人难，而是招到技术工人难，人才市场上每天找工作的人很多，可老板看不上打工者，打工者不满意老板的薪资要求”。

    针对这种现象，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信号，可刘合炳委员却不这么认为。他说：“目前，我国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与‘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在不断增加，但质量却不乐观。”在刘合炳的劳务服务公司里，新生代农民工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不缺生活保障，他们想少干活多挣钱，还想今天干活，明天走人，没有稳定思想，更谈不上拥有一技之长。

    这就是劳动力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的不匹配，由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缺少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业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引发用工荒问题，而这种用工荒不是劳动力供给的全面短缺。

    政协委员袁伟霞补充说：“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供给质量不能适应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于较低。而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更高。”

    委员支招：加大技能培训 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目前，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企业岗位实际需求不适应，很多企业招工难难在招不到大量熟练和技术工、农民工缺乏相应技能，导致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政协委员张晓梅在谈到职业技能培训时，以美容行业为例子进行了深度分析，她说：“现在的技能培训，鱼龙混杂，民办机构收费昂贵，农民工想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找不到质量上乘的培训机构，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给农民工提供更多培训的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冯幸耘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农民工群体，她说：“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  一定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只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力度，才可以逐步缓解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不匹配的矛盾。

矛盾二：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

    矛盾：农民工群体说：房租涨，物价涨，工资不涨。中小微企老板们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攀升，外部消费低迷，产品没有市场，企业利润空间降低，经营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经营危机，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凸显了用工市场的第二大矛盾：即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因为给不出高工资，使得企业在招工时遇到招工难、用工荒。

    委员热议：工荒因为企业主给不起高工资

    围绕着招工难出现的用工荒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韩修国指出：“企业招工如果给出高工资，势必破解招工难，但企业也有企业的难处，不是不给高工资，是中小微企自身经营困难，拿不出钱给农民工发放高工资。”

    韩修国接着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现在在面临用工短缺的情况下，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这是因为生活成本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尽管拿到手的工资不低，但却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企业不涨工资他们就很难维持自己在城市的各种开销。

    全国政协委员胡先春在谈到用工荒问题时指出：“四川一直是个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出门打工图的就是挣钱，如果挣的钱不能满足他们在城市的花销，这样很多人就选择不出远门打工，加之现在成都的用工量也很大，例如说成渝经济区以及天府新区正在加快建设，成都当地本身就有很多项目，农民工回流，导致大城市用工荒。”

    中小微企的现实境况，农民工不断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农民工工资上涨不是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农民工作为主要依靠劳动而有收入的群体，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工资实际上涨幅度并不高，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成为“新工荒”的第二个矛盾。

    委员支招：发展实体经济 规定农民工行业工资标准

    针对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全国政协委员韩修国说：“企业必须盈利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营造中小微企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冯幸耘说：“城里职工有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在某个行业工作，也需要制定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能城里人工作8个小时一月挣3000，而农民工需要加班3个小时才能拿到3000。”

    只有不断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的盈利额度，企业挣钱了才能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才会逐渐形成。

矛盾三：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的“融城梦想”

    矛盾：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中面临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特征，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阶层分化、利益重组呈加速发展态势，农民工拖家带口进城务工，职业上已经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城市却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外来务工人员，这两者之间造成了用工荒的第三个矛盾，即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的“融城梦想”，导致农民工回流，城市出现用工荒。

    委员热议：城市“新二元结构”亟待打破

    相对于中小城市，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不仅就业岗位多，薪酬水平高，而且这些城市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但大城市户籍“含金量”高，外来人口完成身份转换难度大，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的“融城梦想”。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指出：“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开，城乡之间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筑起了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壁垒。但在经济发展之初，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可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奉献却难享市民待遇，也会导致大城市招工难，用工荒。”

    农民工进城务工，可以完成职业的非农化流转，但难以同时完成身份的市民转换。政协委员严琦曾提出提案，要求取消农民工称呼，她说：“农民工这个概念正体现了农村劳动力职业流转和身份转化的不匹配，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在经济社会权益的分配，分享方面存在差异，阻碍了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想来城市转转了，就来找份工作干几个月，如果在城市呆着难受了，则选择回老家，这种高流动性以及短工化趋势，势必会加剧用工荒。”

    委员支招：正视农民工的多元诉求

    近几年春节之后上演的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的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者是制度短缺。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启动了优秀农民工评选，解决户籍问题，同时通过扩大公办学校招收比例和委托民办学校招生等方式，保证进城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就学等。北京上海等地率先化解“新二元结构”，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以及各项举措的零散性和探索性，当前尚未形成系统化、常规化的政策体系。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通过系统性的体制完善来逐步消减。

    未来，应当依照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的次序，在充分考虑和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相关体制完善，让农民工能把心留在城市。（中工网北京3月5日电）

    每年两会召开之前，正值新春之后各企业招工和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之时，用工荒、招工难总被老调重弹。各地争抢农民工，各企业求工若渴，人心慌舆情乱，到底存不存在用工荒、招工难。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一天的小组讨论过程中，政协委员仍然围绕着用工荒、短工化、工漂族等问题，热议 “新工荒”，剖析了农民工就业背后的三大矛盾并提出应对之策。

    今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全年总量达到25278 万人。这些分布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完成了非农化流转，与城市之间实现经济融合，但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两方面，却步履蹒跚，难以融合。

矛盾一：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的不匹配

    矛盾：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间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企业主想招熟练技工，新生代农民工却无一技之长，招工难范围逐渐扩大，用工荒面越来越广，短工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三者叠加加剧工荒，但并非偶然，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的不匹配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委员热议：工荒因劳动力质量不乐观

    在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合炳深有感触的说：“招工难，难在哪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企业招不到工人，县长也坐不稳，一起到河南、四川招工的现象。其实这里的招工并非招到工人难，而是招到技术工人难，人才市场上每天找工作的人很多，可老板看不上打工者，打工者不满意老板的薪资要求”。

    针对这种现象，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信号，可刘合炳委员却不这么认为。他说：“目前，我国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与‘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在不断增加，但质量却不乐观。”在刘合炳的劳务服务公司里，新生代农民工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不缺生活保障，他们想少干活多挣钱，还想今天干活，明天走人，没有稳定思想，更谈不上拥有一技之长。

    这就是劳动力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的不匹配，由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缺少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业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引发用工荒问题，而这种用工荒不是劳动力供给的全面短缺。

    政协委员袁伟霞补充说：“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供给质量不能适应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于较低。而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更高。”

    委员支招：加大技能培训 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目前，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企业岗位实际需求不适应，很多企业招工难难在招不到大量熟练和技术工、农民工缺乏相应技能，导致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政协委员张晓梅在谈到职业技能培训时，以美容行业为例子进行了深度分析，她说：“现在的技能培训，鱼龙混杂，民办机构收费昂贵，农民工想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找不到质量上乘的培训机构，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给农民工提供更多培训的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冯幸耘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农民工群体，她说：“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  一定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只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力度，才可以逐步缓解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不匹配的矛盾。

矛盾二：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

    矛盾：农民工群体说：房租涨，物价涨，工资不涨。中小微企老板们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攀升，外部消费低迷，产品没有市场，企业利润空间降低，经营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经营危机，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凸显了用工市场的第二大矛盾：即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因为给不出高工资，使得企业在招工时遇到招工难、用工荒。

    委员热议：工荒因为企业主给不起高工资

    围绕着招工难出现的用工荒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韩修国指出：“企业招工如果给出高工资，势必破解招工难，但企业也有企业的难处，不是不给高工资，是中小微企自身经营困难，拿不出钱给农民工发放高工资。”

    韩修国接着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现在在面临用工短缺的情况下，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这是因为生活成本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尽管拿到手的工资不低，但却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企业不涨工资他们就很难维持自己在城市的各种开销。

    全国政协委员胡先春在谈到用工荒问题时指出：“四川一直是个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出门打工图的就是挣钱，如果挣的钱不能满足他们在城市的花销，这样很多人就选择不出远门打工，加之现在成都的用工量也很大，例如说成渝经济区以及天府新区正在加快建设，成都当地本身就有很多项目，农民工回流，导致大城市用工荒。”

    中小微企的现实境况，农民工不断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农民工工资上涨不是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农民工作为主要依靠劳动而有收入的群体，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工资实际上涨幅度并不高，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成为“新工荒”的第二个矛盾。

    委员支招：发展实体经济 规定农民工行业工资标准

    针对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和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全国政协委员韩修国说：“企业必须盈利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营造中小微企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冯幸耘说：“城里职工有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在某个行业工作，也需要制定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能城里人工作8个小时一月挣3000，而农民工需要加班3个小时才能拿到3000。”

    只有不断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的盈利额度，企业挣钱了才能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才会逐渐形成。

矛盾三：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的“融城梦想”

    矛盾：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中面临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特征，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阶层分化、利益重组呈加速发展态势，农民工拖家带口进城务工，职业上已经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城市却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外来务工人员，这两者之间造成了用工荒的第三个矛盾，即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的“融城梦想”，导致农民工回流，城市出现用工荒。

    委员热议：城市“新二元结构”亟待打破

    相对于中小城市，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不仅就业岗位多，薪酬水平高，而且这些城市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但大城市户籍“含金量”高，外来人口完成身份转换难度大，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的“融城梦想”。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指出：“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开，城乡之间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筑起了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壁垒。但在经济发展之初，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可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奉献却难享市民待遇，也会导致大城市招工难，用工荒。”

    农民工进城务工，可以完成职业的非农化流转，但难以同时完成身份的市民转换。政协委员严琦曾提出提案，要求取消农民工称呼，她说：“农民工这个概念正体现了农村劳动力职业流转和身份转化的不匹配，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在经济社会权益的分配，分享方面存在差异，阻碍了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想来城市转转了，就来找份工作干几个月，如果在城市呆着难受了，则选择回老家，这种高流动性以及短工化趋势，势必会加剧用工荒。”

    委员支招：正视农民工的多元诉求

    近几年春节之后上演的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的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者是制度短缺。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启动了优秀农民工评选，解决户籍问题，同时通过扩大公办学校招收比例和委托民办学校招生等方式，保证进城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就学等。北京上海等地率先化解“新二元结构”，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以及各项举措的零散性和探索性，当前尚未形成系统化、常规化的政策体系。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通过系统性的体制完善来逐步消减。

    未来，应当依照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的次序，在充分考虑和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相关体制完善，让农民工能把心留在城市。（中工网北京3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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