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厕所改造 看国内卫浴60年的变迁

厕所、洗澡，这些最隐密的事情里，却折射着时代变迁。60年间，中国人的卫浴领域里，从私密感受，到产业发展，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共厕所:从遭罪到享受     “我再也想不到，厕所可以这么上！”年届七旬的高老先生说，让他发出感慨的是一款用后可自动冲洗的座便器。他回想起刚解放时他去上厕所时的情景:“小时候，四合院里讲究的人家有个小厕所，蹲式，每天有掏大粪的来收拾。有的人家穷，几口人挤两间小屋，除了公用厕所，就是马桶了。”     对于公共厕所，老北京人都有着熟悉而复杂的记忆。曾经一个时期里，每天早上，人们一见面就会问:“干嘛去？”“开会——”。“开会”就是上厕所，因为当时人多，公共厕所少，人们不得不在门前排队等候，等的时候天南地北地聊聊，再加之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强，每天的国家大事少不得在此神侃，故称“开会”。     北京刚解放时，比较像样的公厕83座，胡同里很少有公厕，直到1959年，北京公厕增至1049座；1969年，才增至3327座；差不多一条胡同能有一两个。但如厕问题还有待改善，人们呼声很高，于是1979年，增至5500多座；1989年，增至6800多座；1994年，增至6870座。20世纪，随着危房改造、拆迁等一系列的城市变革，公共厕所有所减少。     “公厕变化最大的还数近20年。”东城区环卫局工会主席宗德雯说:“北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同里基本没有公厕，厕所一般在居民院内，称为‘户厕’。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胡同里开始逐步建起‘街坊式’公厕，这种厕所就是城墙砖搭的，中间没有隔板，厕坑是沟槽式的，每天有专人一天两次用胶皮水管将粪便冲入粪井。因为公厕建设的选址问题，东城区的户厕从改造到全部取消整整经历了30年。”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公厕也还是“初级”水平。在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公厕蹲位之间没有隔挡，一览无余。据早些年环卫局调查，北京公厕的氨和硫化氢的含量分别比日本的极限含量高若干倍。被外宾称为夏天“哭笑叫跳”，冬天“蹲躬站”。某些港澳同胞和外国人因不习惯北京公厕无遮无挡，只好头朝里，臀部朝外，被戏称为“鸵鸟政策”。一位美籍华人曾说:“北京的厕所让我感到了震惊，随后我又感到了一种耻辱。”     当时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一个外地人对北京人愤愤然说:“我在你们北京呆了这么久，才发现两座公共厕所！”北京人戏答:“多了就奇怪了，本来就只能有两座，一座男厕所，一座女厕所。”     直到90年代，北京的厕所改造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进程。“1993年前后，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对公厕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对公厕有意见。一是脏、臭，二是数量少，不仅生活不方便，也影响了国家形象。当时有人提出‘公厕革命’，虽然对这一概念我们还觉得有些模糊，主要是从外观进行改进，改变传统观念中的公厕‘形象’。也有人提出‘厕所与经营门脸相结合，以厕养厕’，让厕所从此有了第二职业。这些围绕公厕所进行的改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公厕革命’从北京波及到全国。使东城区的公共厕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宗德雯说。     1994年至1999年，东城区提出“不把破旧的公厕带入21世纪”的目标。开始推行“上类厕所”，并提出“一厕一景”，强调厕所与周围景观的和谐统一。虽然是外观的改造，但贴磁砖、安隔板，还是让厕所有了最初的“人文关怀”，从此上厕所不用再“大眼瞪小眼”，味道也没有过去那么“刺激”了。     “当时的‘上类厕所’分为三类，一类、二类厕所是独立厕间的，有洗手池，脚踏冲水；三类厕所有隔板。当时，一二类厕所有人看管，要收费。直到2002年国家下文:凡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厕一律免费。”     2000年前后，“不把破旧厕所留到新世纪”的北京市，终于告别了最后一批死坑厕所，“从新世纪开始，在探索公厕建设现代化科技化中，我们把环保节能作为一个新的目标。当时我们做了不少尝试，从脚踏式冲水方式，到环保型发泡剂（生物菌分解粪便）的使用，再到太阳能厕所、流动公厕，再到纳米免冲小便斗，我们东城区环卫局建设处的同事真是没少动脑筋。”     “文明公厕”是近些年环卫部门对公厕在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上提出的新目标。即要求公厕从外观改造、内部改造和管理服务上，体现出高层次的人性化建设和服务。“‘文明公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设施，是不是清洁节能环保的公厕。有一些公厕不仅有残疾坡道、婴儿台、老人休息椅，甚至还有第三空间，就是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可以允许帮扶他（她）的人进入。另一方面就是软件环境的改变——服务，对公厕环境尽心维护和保洁，对行动不便、有困难的人给予帮助，保洁员要文明礼貌、遵守职业道德等，这都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宗德雯说。     到2008年，经历了诸多曲折的“公厕革命”才基本完成，渐渐淡出人们关注焦点的公共厕所回归了它真正的使命:服务与享受。     中国卫浴产业:60年突围     也许正是由于厕所的公共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滞后，所以当有一些人搬进楼房时，对厕所的关注自然就高了。“中国人的‘厕所革命’从改革开放后开始，我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中期家装中有一个流行趋势叫‘蹲改坐’，就是从蹲式改成坐式的马桶。”最早一批住进楼房的左先生说。     自此，中国人的如厕条件和中国的社会一样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从冲洗式坐便式，到自动冲洗坐便器再到现在的不仅自动冲洗，还可如厕后用水冲洗人体，外加烘干。“我的岳母，自从在我家用过一次卫洗丽后，从来没向我要过东西的老太太对我说:能不能给我也买一个卫洗丽？”东陶（中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马小刚说。     1995年正式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东陶（中国）有限公司是进入中国的第二个国际品牌，自此，TOTO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左冲右突，每年以20%的发展速度递增，到2008年年底TOTO的销售额高达18亿人民币。这只是中国卫浴产业发展的冰山一角。     “中国陶瓷产业，60年来的发展不是一点点快，一点点提高，而是变化太大太大。产量、品种、功能、技术、出口量的发展简直不可想象。中国日用陶瓷产量占全球陶瓷产量的70%，洁具总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差不多40%。”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秘书长黄芯红告诉记者。     1949年，中国只生产了6000多件陶瓷产品，而到了2008年，陶瓷产品产量就超过1亿件。从出品量来看，1949年出口量为0，而到了2008年出口达5500多万件。从技术上来，1949年，中国生产的陶瓷制品粗大笨重，仍然沿袭几百年来的手工工艺，而现在，半机械化生产的陶瓷制品，轻巧美观，并具备了“杀菌、负离子”等新工艺。1949年，中国卫生洁具只有直冲式一种冲水方式，而现在直冲、虹吸落差式、虹吸涡流式、虹吸喷射式、智能化座垫等新技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据马小刚回忆，TOTO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产品水平很低，只有唐陶一家，产品连包装都没有，就是用麻绳子捆着瓦楞纸。“现在，中国产品质量功能进步很快，箭牌、惠达等品牌都在向进口品牌靠近。”     品质相近，但并不代表价格接近。以坐便器为例，国外品牌高端虹吸式坐便器一般为4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国产品牌却只有2000元。去年年底，在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员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外企业家论坛上，唐山惠达陶瓷集团董事长王惠文曾因中国卫浴产品的低价问题语出惊人。他当场向欧洲卫浴品牌乐家的亚太区总裁马凯发问:“中国的卫陶产品价格便宜吗？中国的产品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在王惠文眼里，中国卫浴市场是国内企业自己“让”出去的，相互倾轧的国内企业让国外企业坐收渔翁之利。     黄芯红说:“物美价廉是件好事，但从产业可持续发展来说，物美价廉就不对。特别是对于像陶瓷业这种高消耗（每年吃一座大山）、高污染的行业来说，它消耗掉我们的不可再生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更不能提倡物美价廉！”     上厕所、洗澡，这些最隐密的事情里，却折射着时代变迁。60年间，中国人的卫浴领域里，从私密感受，到产业发展，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共厕所:从遭罪到享受     “我再也想不到，厕所可以这么上！”年届七旬的高老先生说，让他发出感慨的是一款用后可自动冲洗的座便器。他回想起刚解放时他去上厕所时的情景:“小时候，四合院里讲究的人家有个小厕所，蹲式，每天有掏大粪的来收拾。有的人家穷，几口人挤两间小屋，除了公用厕所，就是马桶了。”     对于公共厕所，老北京人都有着熟悉而复杂的记忆。曾经一个时期里，每天早上，人们一见面就会问:“干嘛去？”“开会——”。“开会”就是上厕所，因为当时人多，公共厕所少，人们不得不在门前排队等候，等的时候天南地北地聊聊，再加之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强，每天的国家大事少不得在此神侃，故称“开会”。     北京刚解放时，比较像样的公厕83座，胡同里很少有公厕，直到1959年，北京公厕增至1049座；1969年，才增至3327座；差不多一条胡同能有一两个。但如厕问题还有待改善，人们呼声很高，于是1979年，增至5500多座；1989年，增至6800多座；1994年，增至6870座。20世纪，随着危房改造、拆迁等一系列的城市变革，公共厕所有所减少。     “公厕变化最大的还数近20年。”东城区环卫局工会主席宗德雯说:“北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同里基本没有公厕，厕所一般在居民院内，称为‘户厕’。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胡同里开始逐步建起‘街坊式’公厕，这种厕所就是城墙砖搭的，中间没有隔板，厕坑是沟槽式的，每天有专人一天两次用胶皮水管将粪便冲入粪井。因为公厕建设的选址问题，东城区的户厕从改造到全部取消整整经历了30年。”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公厕也还是“初级”水平。在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公厕蹲位之间没有隔挡，一览无余。据早些年环卫局调查，北京公厕的氨和硫化氢的含量分别比日本的极限含量高若干倍。被外宾称为夏天“哭笑叫跳”，冬天“蹲躬站”。某些港澳同胞和外国人因不习惯北京公厕无遮无挡，只好头朝里，臀部朝外，被戏称为“鸵鸟政策”。一位美籍华人曾说:“北京的厕所让我感到了震惊，随后我又感到了一种耻辱。”     当时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一个外地人对北京人愤愤然说:“我在你们北京呆了这么久，才发现两座公共厕所！”北京人戏答:“多了就奇怪了，本来就只能有两座，一座男厕所，一座女厕所。”     直到90年代，北京的厕所改造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进程。“1993年前后，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对公厕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对公厕有意见。一是脏、臭，二是数量少，不仅生活不方便，也影响了国家形象。当时有人提出‘公厕革命’，虽然对这一概念我们还觉得有些模糊，主要是从外观进行改进，改变传统观念中的公厕‘形象’。也有人提出‘厕所与经营门脸相结合，以厕养厕’，让厕所从此有了第二职业。这些围绕公厕所进行的改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公厕革命’从北京波及到全国。使东城区的公共厕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宗德雯说。     1994年至1999年，东城区提出“不把破旧的公厕带入21世纪”的目标。开始推行“上类厕所”，并提出“一厕一景”，强调厕所与周围景观的和谐统一。虽然是外观的改造，但贴磁砖、安隔板，还是让厕所有了最初的“人文关怀”，从此上厕所不用再“大眼瞪小眼”，味道也没有过去那么“刺激”了。     “当时的‘上类厕所’分为三类，一类、二类厕所是独立厕间的，有洗手池，脚踏冲水；三类厕所有隔板。当时，一二类厕所有人看管，要收费。直到2002年国家下文:凡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厕一律免费。”     2000年前后，“不把破旧厕所留到新世纪”的北京市，终于告别了最后一批死坑厕所，“从新世纪开始，在探索公厕建设现代化科技化中，我们把环保节能作为一个新的目标。当时我们做了不少尝试，从脚踏式冲水方式，到环保型发泡剂（生物菌分解粪便）的使用，再到太阳能厕所、流动公厕，再到纳米免冲小便斗，我们东城区环卫局建设处的同事真是没少动脑筋。”     “文明公厕”是近些年环卫部门对公厕在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上提出的新目标。即要求公厕从外观改造、内部改造和管理服务上，体现出高层次的人性化建设和服务。“‘文明公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设施，是不是清洁节能环保的公厕。有一些公厕不仅有残疾坡道、婴儿台、老人休息椅，甚至还有第三空间，就是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可以允许帮扶他（她）的人进入。另一方面就是软件环境的改变——服务，对公厕环境尽心维护和保洁，对行动不便、有困难的人给予帮助，保洁员要文明礼貌、遵守职业道德等，这都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宗德雯说。     到2008年，经历了诸多曲折的“公厕革命”才基本完成，渐渐淡出人们关注焦点的公共厕所回归了它真正的使命:服务与享受。     中国卫浴产业:60年突围     也许正是由于厕所的公共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滞后，所以当有一些人搬进楼房时，对厕所的关注自然就高了。“中国人的‘厕所革命’从改革开放后开始，我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中期家装中有一个流行趋势叫‘蹲改坐’，就是从蹲式改成坐式的马桶。”最早一批住进楼房的左先生说。     自此，中国人的如厕条件和中国的社会一样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从冲洗式坐便式，到自动冲洗坐便器再到现在的不仅自动冲洗，还可如厕后用水冲洗人体，外加烘干。“我的岳母，自从在我家用过一次卫洗丽后，从来没向我要过东西的老太太对我说:能不能给我也买一个卫洗丽？”东陶（中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马小刚说。     1995年正式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东陶（中国）有限公司是进入中国的第二个国际品牌，自此，TOTO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左冲右突，每年以20%的发展速度递增，到2008年年底TOTO的销售额高达18亿人民币。这只是中国卫浴产业发展的冰山一角。     “中国陶瓷产业，60年来的发展不是一点点快，一点点提高，而是变化太大太大。产量、品种、功能、技术、出口量的发展简直不可想象。中国日用陶瓷产量占全球陶瓷产量的70%，洁具总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差不多40%。”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秘书长黄芯红告诉记者。     1949年，中国只生产了6000多件陶瓷产品，而到了2008年，陶瓷产品产量就超过1亿件。从出品量来看，1949年出口量为0，而到了2008年出口达5500多万件。从技术上来，1949年，中国生产的陶瓷制品粗大笨重，仍然沿袭几百年来的手工工艺，而现在，半机械化生产的陶瓷制品，轻巧美观，并具备了“杀菌、负离子”等新工艺。1949年，中国卫生洁具只有直冲式一种冲水方式，而现在直冲、虹吸落差式、虹吸涡流式、虹吸喷射式、智能化座垫等新技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据马小刚回忆，TOTO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产品水平很低，只有唐陶一家，产品连包装都没有，就是用麻绳子捆着瓦楞纸。“现在，中国产品质量功能进步很快，箭牌、惠达等品牌都在向进口品牌靠近。”     品质相近，但并不代表价格接近。以坐便器为例，国外品牌高端虹吸式坐便器一般为4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国产品牌却只有2000元。去年年底，在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员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外企业家论坛上，唐山惠达陶瓷集团董事长王惠文曾因中国卫浴产品的低价问题语出惊人。他当场向欧洲卫浴品牌乐家的亚太区总裁马凯发问:“中国的卫陶产品价格便宜吗？中国的产品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在王惠文眼里，中国卫浴市场是国内企业自己“让”出去的，相互倾轧的国内企业让国外企业坐收渔翁之利。     黄芯红说:“物美价廉是件好事，但从产业可持续发展来说，物美价廉就不对。特别是对于像陶瓷业这种高消耗（每年吃一座大山）、高污染的行业来说，它消耗掉我们的不可再生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更不能提倡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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