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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间:2015-08-25,来源:中国建材-商业资讯,作者:

山西煤炭扛起价格市场化的大旗

  “我们现在每吨煤只能赚3至5元。”山西煤运公司下属大同某煤运站的彭某,谈起煤炭价格感慨地说。作为中间运销商,彭感觉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TodayHot}做了。 

    山西煤炭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那场噩梦后,如今正义无反顾地扛起价格市场化的大旗,走到了资源价格改革的最前沿。但是,煤炭价格的市场化进程一波三折。刚刚从价格低谷中挣扎出来的山西煤炭,还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焦炭又深陷市场泥潭,难以自拔。 

    现在,山西出省煤炭已占到全国的80%,但在价格上仍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山西迫切地渴望执有对煤炭价格的话语权,也有理由更有足够的资格争取这一权利。 

    2006年,国家彻底放开了对电煤价格的控制。对于山西而言,这个期待已久的喜讯,带给煤炭行业的,到底是福还是祸,现在全凭市场来定夺了。但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山西要想扛好这面大旗,必须改变目前煤炭行业存在的畸形经济结构,否则,难免会栽跟头。 

    20年价值流失上千亿元 

    2006年1月12日,国家取消对电煤价格的干预,原定于10日结束的2006年煤炭订货会在延期两天之后悄然谢幕,煤电双方在谈判中形成僵局是会期延长的主要原因。 

    “谈判很艰难。煤炭价格在市场化进程上迈出了一大步,但路途还很遥远。”1月8日,山西省能源集团董事长张亮对记者说。 

    山西省社科院的李连济教授举例说,山西煤炭出省价格是300元/吨,到福建往往涨到800元至1000元,中间环节从中挣了大头。这可能是一个特例,不足以说明问题。但煤炭在山西的本地价格占消费地销售价格不到一半,则是不争的事实。 

    差价主要落到了流通部门的手里。“铁路运费0.11至0.12元/吨公里,这是死的。”彭某说,组织运销的中间商只能向上游的煤矿压价,但随着煤炭行情的看涨,小煤窑一个个都神气起来了,中间商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少。在煤炭价格问题上,山西已经吃足了苦头。记者在采访时,很多人都持同一观点——山西是全国受计划经济束缚最深、开放最晚的省份。他们的理由是,国家牢牢控制着煤炭价格,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放开。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逆向操作,下游的农产品、轻工产品价格最先放开,按产业链逆向传递,最后才轮到上游的资源价格。”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说,这使得山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陷入了低价输煤、高价购物的价值双向流失之中。而统计资料则显示,仅煤炭价格与价值背离一项,就使山西在20年内价值流失了1000亿元。 

    价值双向流失是山西经济竞争力在“九五”期间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1999年煤炭价格的最低谷时,山西两大煤炭企业,同煤集团“人均工资230元,共同奋斗渡难关”,西山煤电也仅能保证基本工资的发放。也就是从那年起,山西连续两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跌到全国的倒数第一和第二名。 

    2001年,随着煤炭市场的不断复苏,山西居民收入在全国排序中不断前移。 

    现在,山西出省煤炭已占到全国的80%,但在价格上仍没有足够的控制力,由此就不难理解山西对煤炭定价话语权的渴望了——他们一直在呼吁国家放开对煤炭价格的管制,交给市场来定价。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有一段时间要实行指导价体制。”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说。他认为,煤炭定价最终要走向市场化,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发改委牵头组织了山西煤炭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研究,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参与了煤炭价格政策的设计。他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国长期实行资源无价或低价政策,使煤炭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现阶段,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双重作用下,煤炭价格仍未达到合理范围,建议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由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定价。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们认为煤炭价格必须放开,特别是电煤,占到山西煤炭出省的60%至70%,国家继续控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不是一件好事。”12月27日,王宏英对记者说这番话时,态度相当坚决。 

    4天以后,从煤炭订货会上传来消息,国家从今年起取消对电煤价格的干预。但是,国家对煤炭价格的彻底放开,并不意味着山西就有了定价的主导权,山西经济就此可以摆脱随着行情变化大起大落的被动命运。 

    2005年焦炭全线亏损之痛 

    “现在的行情,每吨焦炭要赔160元。”柳林县金家庄乡下嵋芝村浩博煤焦公司的办公室里,总经理刘利民仍在坚守。“煤炭价格的变化开始于2004年5月,当时市场上出口配额许可证都炒到了220美元/吨,而在2005年9月,在天津港口积压的400多万吨焦炭中,吕梁就有300万吨。” 

    20天前,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日本TETSUGENCORPORATION营业课的后藤章雄等一行4人,却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山村里。日本人给他们的焦炭开出了每吨123美元的离岸价。这时,山西焦炭的出厂价格每吨已降到900元至1000元左右,国际焦炭价格下跌到150美元以下,积压在天津港和连云港的焦炭近600万吨,其中山西焦炭约500万吨。而两年以前,这两个港口焦炭的离岸价是每吨400多美元。 

    “‘浩博’在港口压了约2万吨。由于质量较好,在同等价格下,我们的焦炭还能卖动。”“浩博”的焦炭主要出口日本,他们在塘沽租有仓库,产品用汽车直接拉到塘沽,等合同签了再二次运到港口装船,这样做可以节省大笔的压港费用。“浩博”有自己的煤矿,离焦化厂不到2公里,刘现在的策略是以矿养煤,这也是“浩博”还有信心继续撑下去的主要原因。 

    刘寄希望于政府出面干预市场,“如果不采取硬性措施,不景气还会持续一年以上。”2004年,柳林县已取缔了全部219家改良焦和土焦厂,当年全县焦炭产量是200万吨。而张亮估计,到2006年下半年,山西大部分焦化厂都将挺不住了。但是除了继续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没有更好的办法。山西省经委编制的《山西焦化“十一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预测2010年中国焦炭市场需求总量约为2.8亿吨,届时,山西焦炭最大产能规模应控制在1.2亿吨左右,{HotTag}而现在全省的实际产能已达到1.3亿吨。《规划》要求“十一五”期间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焦化项目,并要关闭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累计4000万吨以上的企业。 

    组建焦炭企业联盟救市 

    为稳住山西的焦炭市场,张亮目前正在加紧组建山西焦炭企业联盟。2005年6月,张亮牵头组织并召开了绵山会议,加盟企业在会议推出《山西省焦炭行业生产自律公约》和《价格自律公约》,并决定限产保价,违规者由权威部门核减其运输计划,或报有关部门取消其出口配额和取消配额申领资格。浩博煤焦公司没有与会,因而也不受“绵山公约”的约束。 

    但半年过去了,市场行情还在继续下滑。“焦炭联盟是协会性质,政府没有授权,覆盖面太少,没有约束力。”王宏英认为这些因素注定“绵山公约”难成气候。 

    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留澜给张亮出主意:焦炭联盟必须建立起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分别是:三四家核心企业(能控制三四千万吨的产能)、两支基金(山西能源建设产业基金和中国煤焦基金)及一个中心(向期货市场发展的中国焦炭交易中心)。他认为,焦炭企业的困境,原因在于消化不了上游的高价焦煤。 

    李给焦炭联盟设计的脱困方案是,拿出一块矿产资源,用转成资本金的方式低价向焦化企业供煤,以此吸引并组建焦炭联盟的核心企业。按照李的设想,2005年11月15日,山西将《关于组建山西焦炭企业联盟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张亮说:“报批以后,焦炭联盟将成为政府主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联合自治组织。”他的目标是通过核心企业控制四五千万吨产能,最终发展成中国焦炭联盟。 

    张亮同时在运作的山西能源建设产业基金,也于12月31以省政府文件向上申报,很有可能成为我国继天津滨海产业基金之后的第二只产业基金。 

    山西焦炭期货市场也在同步推进。2005年9月28日,董继斌给于幼军写信,建议在山西建立焦炭期货市场。他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应抓紧进行前期研究。董的理由是:山西焦炭在世界贸易量中占50%左右,应同时具备世界焦炭定价的话语权;山西的期货市场会迅速成为世界焦炭期货交易中心;山西焦炭企业可以通过期货、现货的反向操作,降低经营风险。 

    9月30日后,省领导于幼军在信上批示:请省发改委商有关部门、单位,对报告建议提出意见。 

    除了焦炭联盟,山西还有一个煤炭销售联盟。这个联盟以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和地方企业为主,现在控制了50%的产能,估计到“十一五”末会达到70%。 

    “煤炭统一销售带有政府行为。”王宏英认为,山西是被逼无奈,因为下游的电力、钢铁企业经过兼并重组,已经组成集团一个拳头对外,山西不这样做,只能被各个击破。 

    成本核算尚有增长空间 

    一直以来,煤炭价格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也是中国能源大格局中牵动各方利益最敏感的神经。能源价格在中国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价格形成机制很复杂,流通、产销和运输体制都在起作用。在王宏英看来,煤炭价格虽然放开了,但非常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套政策同步跟进,才能确保市场化进程不出偏差。 

    王所说的配套政策,除电力体制改革等下游行业的呼应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改革现行煤炭成本核算内容和方法。 

    山西现行煤炭成本构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包括生产费用、人员工资、职工福利、固定资产折旧和维修基金等,还有每平方米造价不超过20元的简易棚费用、按规定提取的造林费用和工会费用、因采煤引起的青苗赔偿费、水源赔偿费和一次性搬迁在50户以下的民房拆迁费,但是唯独没有至关重要的资源费用。这是计划体制下采矿权由行政审批无偿划拨决定的。 

    王宏英建议国家将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生态环境等外部成本纳入煤炭成本。他认为在直接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有必要把勘探成本、安全成本、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列入成本项目,逐步建立煤炭开采的完全成本。 

    发改委能源处处长许一青对此作过核算,吨煤成本中,资源应占30元,环境生态占53元,目前这两项都没有计入成本。 

    “如把煤炭企业多年来的安全欠账、社会包袱等算上,再加上资源、安全和环境补偿等隐性成本,每吨煤成本应该是490元至500元。”王宏英说。 

    按照他的说法,现在必须把安全和劳保先放进去,这样算下来每吨煤成本是350元,其中直接生产成本250元,外部成本加上利税约100元,价格应该在400至420元才比较合理。然而,2005年煤炭平均售价仅240元至260元/吨,王预期2006年在此基础上还能增加20元,但离他的设想还相差甚远。“煤炭价格在计划控制之下,长期低位运行,目前只是恢复性增长,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说。 

    王的观点在山西得到了普遍认同。很多人认为,电力部门年人均工资可能在3万以上,而煤炭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大约是1万元左右,差距很大。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煤炭价格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市场是琢磨不定的。山西能否按照他们的主观意愿操纵煤炭价格继续上升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他们在与电力、冶金等下游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能否胜出,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迄今这一系列出牌动作,已经亮出了他们的战略意图:先从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焦炭着手,确立市场定价的主导权,进而将这种影响力扩展到整个煤炭行业,甚至下游产业——这是山西煤炭的战略目标,也是“十一五”明确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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